20世纪末期东欧政局剧变和随后进行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为世人瞩目。它涉及宏大的理论领域，横亘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在域外，相关的论说已汗牛充栋；但在国内，对中东欧转型的全面考察、系统梳理和理性阐释尚在初途^[1]。如今，中东欧转型已20载，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可谓恰逢其时。中东欧转型虽与多个领域有涉，但这里显然不能罗列其详，只能荦荦大端举其要者。笔者在此提出九个与转型相关的问题。尽管它们没有涵盖这一问题的全部，亦恐未及问题的真谛，但希望借此吁请更多的学人参与其中，超越传统视阈，展开广域思考，掷出精辟论道。

（一）问题一：如何理解中东欧转型的历史原因

对东欧剧变原因的考察似应有三个视角。首先，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苏联应对冷战、保卫苏联国家利益的结果。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二战结束后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战后初期，东欧国家的一些政治家曾设想通过“人民民主”道路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最初也同意东欧国家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随着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1946年）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的出台，东西方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苏联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通过各种方式加紧控制东欧。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后，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容许东欧国家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途径，否则一律被斥为“民族主义道路”。人民民主道路被迫中断，“苏联式社会主义”被移植至东欧国家。此举造成了三个严重后果：其一，该制度在东欧国家缺乏应有的“合法性”；其二，该制度在东欧“水土不服”，致使改革“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呼声和运动几乎贯穿东欧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其三，苏联压制东欧国家探索走符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不仅没能维系“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反而使多数东欧国家与苏联结怨。结果，东欧政局剧变大多在具有强烈反苏色彩的“国家民族主义”旗帜下展开^[2]。从这个角度说，政局剧变是东欧国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文明归属感的尝试。

其次，政局剧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适应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新形势的结果。全球化是解除资本运动管制、在信息/通信/传输技术方面取得进步，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从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极权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和意志自由主义转变三方面的结合^[3]。这三方面是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石油危机之后出现的，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达到相互加强的状态。西方国家较好地应对了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并借势获得了新的发展；而东欧国家因制度僵化，错失了进行制度革新的历史性机遇，并因此拉大了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差距。据此，东欧剧变可以视为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大潮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一轮竞争中的失利。

最后，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是矮化并限制“人”的自由和发展。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不断进化的结果^[4]，生产力的进化是不断“创新”的结果，而创新的基本前提是“人”的自由和发展。遗憾的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强调“党和国家”利益至上，“忽视”了人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一金律。对“人”的“忽视”导致执政党不能正确对待来自“人民”的意见和呼声，进而使社会扭曲和社会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并最终使苏联式社会主义在“制度博弈”中“失守”。

（二）问题二：如何看待中东欧

东欧政局剧变及其转型具有三个鲜明特点^[5]。首先，非暴力。以往的社会大变动都伴随有无数的血雨腥风，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除在罗马尼亚发生流血事件外，几乎没有任何暴力行为^[6]。其次，耗时最少。以往的历史进程显示，每次社会制度转型不仅耗时长（多则千余年，少则数百年），而且伴随着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以欧洲历史为例。从古罗马向封建社会过渡耗时近千年（公元前509～公元476年），从中世纪到近代经历了大约1200年（公元476～公元1640年），从近代到现代（1640～1918年）走过了近280年。社会主义从建立到东欧政局剧变维持了74年。而中东欧从开始转型到加入欧盟（2004年）仅用时15年。最后，社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