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在2005年3月和2010年4月发生政变^[1]。这表明：独立以来所选择的西方式民主政治和俄罗斯威权主义两种政治模式均遭到失败，根本原因是与本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严重脱节。2010年启动的议会制总体上符合本国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关键在于议会制能否在操作层面上有效整合国内各主要政治力量。在部族认同被民族国家认同取代之前，部族主义依然是政治领域的重要因素，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基本动因之一；独立以来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主体民族意识高涨及其理论与实践是未来政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一 两任总统，一种结局

2010年4月6～7日，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部分地区组织群众集会，抗议当局逮捕反对派领袖。反对派在首都比什凯克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占领政府机构和电视台，最终迫使总统巴基耶夫离开首都，回到贾拉拉巴德州的老家避难。经过十多天的谈判和俄罗斯、美国、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斡旋，巴基耶夫宣布辞职并出国。在两天的激烈对抗中，共造成近百名平民被打死，数千人受伤，首都比什凯克部分商业中心被洗劫。反对派力量组建临时政府，宣布解散议会，并于2010年6月27日举行全民公决，通过新版宪法并选举临时总统（任期到2012年）。临时政府宣布将在10月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随后，6月在南部城市奥什发生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激烈冲突，造成4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大量房屋和财产被毁。

发生在2005年的“3·24政变”有着类似的轨迹。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抗议当局在议会选举中舞弊，原本针对少数几个投票站选举计票结果的抗议活动最终蔓延至首都比什凯克，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总统阿卡耶夫最终被迫离国出走并辞去总统职务。夺权之后的反对派承认议会选举结果，并随后组织总统大选，时任反对派领袖巴基耶夫在2005年8月当选总统。考虑到在此次事件中被推翻的只是原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此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府组织方式等均未发生改变，因此，虽然此次事件被试图解释为“颜色革命”，但事实上就事件本身的性质而言，依然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变”。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2005年和2010年两度政变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却有着相同的发展逻辑。

吉尔吉斯斯坦自苏联解体时开始独立建国，在缺乏相应知识、人才和经验准备的前提下，按照西方机构开出的“药方”对苏联体制进行解构，实行纸面宪法、多党制、议会，三权分立、普选制以及市场经济等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毋庸置疑，吉尔吉斯斯坦选择西方式制度安排的一个不言自明的理由是其“普适性”，希冀由此可迅速达到自由繁荣的愿景。一时间，吉尔吉斯斯坦被西方称为“中亚民主之岛”。与此同时，新的体制面临着来自政权内部和政治传统两方面的挑战。其中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对宪法的修正就是一个例证。

在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执政期间，先后五次以全民公决方式对宪法进行修改，调整议会组织方式、总统与政府权限等，其结果是总统不断集权扩权，最终逐步走向家族统治。可以说，在阿卡耶夫时期的政治改革过程中，完全忽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文化与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于新制度的适应程度。引进来的制度在政治实践中基本上处于“空转”状态，既没能对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进行有效的改革，也未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2005年“3·24”政变之后上台的巴基耶夫，先是利用各种方式逐步清理“革命”同路人，然后再将其他南方派系逐步排斥出权力中心。2005年后的3年间，吉尔吉斯斯坦先后通过3部宪法，进行1次全民公决，1次议会提前选举，更换4任总理和4届政府。2007年年底，巴基耶夫通过宪政改革、组建政权党，彻底控制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巴基耶夫兄弟独揽大权的直接结果是，在面对反对派组织的夺权行动时空前孤立，既没有同盟者，也没有同情者，只能败走退回南方老家，最终被迫辞职出国。

亨廷顿在分析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路径时认为，任何一个政治体的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的水平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2]。就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政治参与的水平并没有随着各级选举制度的普及而得到大幅度的扩展，另一方面，制度建设更多表现为“表面文章”，宪法条文与实际政治决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