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是基于总体发展考虑的长远规划。国家方略则是基于全球视野的具有大时空尺度的长远规划。为了抛弃冷战思维，用“方略”代替“战略”一词具有特别的“和合共赢”意味。目前，统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方略正是中国新近向世界展示的、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和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设计与倡导的多边性长远规划。

任何方略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以及作为价值内核的重要理念，表征“一带一路”方略内在价值取向的重要理念是“和合共赢”。“和”是“和平”，“合”是“合作”，“和合”则是和平共处前提下的平等合作与价值共创；“共”强调“共生”“共存”“共建”，“赢”强调“利益获得”与“价值实现”，“共赢”则是平等协作基础上的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和合共赢”理念的基本内涵是：通过和平共处前提下的平等合作与价值共创，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发展目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共赢”理念既是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的价值基点，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中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价值旨归。

一

“和合共赢”理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和合论”与“共存论”思想。《周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和合”与“共存”思想的重要著作，《周易》一书明确提出“保合太和”的天下大同方略与“万国咸宁”的人类安全理想。《尚书》是另一部早期强调“和合”与“共存”思想的重要典籍，《尚书》明确提出“协和万邦”的治世方略。数千年来，在历史分分合合的变迁中，“和合”与“共存”思想生发出中国人处事待人、治世理国的“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的人文理想，前者是一种能承认差异性的相互包容，后者则是一种以“不同”之“和”达成“大同”之“天下”的价值追求。正是中国人崇尚“共为先”“和为贵”的价值自觉，形成了中国人爱和平、重防御、讲团结、求统一的安全态度与非扩张性国策，促成了中国人爱公平、重共存、讲中庸、求和合的安全方略与非排他性思维。基辛格在其新近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把中国的围棋与西方的国际象棋作了对比，指出西方国际象棋“全胜全败”的安全思维在战略层面上远不如中国围棋的“共存共活”来得高远与博大。

“和合共赢”理念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的思想贡献，而且十分符合当今人类发展的时代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认知取向与发展追求。“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项内含主导性、干涉性、排他性和扩张性的好“战”之方略；而是一项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呈现主动性、参与性、互通性和共享性的可“方”之略。“一带一路”方略的“和合共赢”的价值取向必然要求统筹考虑中国的发展、地区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所呈现的共同需求，必然要求中国作为倡议国的积极投入与示范，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来共建平台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与世界以往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相比，“一带一路”方略不是一种单向性援助，而是一种多向性共建；不是一种对抗性结盟，而是一种合作性结伴；不是一种“例外主义”的算计，而是一种“关系主义”的互惠；更不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强制，而是一种“和合主义”的联动。为此，新加坡对“一带一路”的热切响应，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对此的积极欢迎，俄罗斯与蒙古国构想以“中蒙俄经济走廊”方式努力“对接”，以及中亚、西亚等国的赞赏与回应等，均表明大多数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有着基本共识与共同向往。当然，有不少国家仍在观望之中，另有一些国家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个别国家试图抵制等，这都是事实，也可以理解。但我们相信，“一带一路”方略的深入实施与逐步推进必然给世界带来普遍实惠与发展希望，这些消极因素自然会逐步消解。

二

“一带一路”方略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为生成全球角色、促进区域发展、参与世界治理的全新定位与宣示，是本国利益与他国关切同时兼顾以及本国发展与各国发展共同谋求的中国方式的伟大探索。

“和合共赢”理念作为“一带一路”方略的价值内核，有别于霸权主义国家战略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追求。美国国家战略制定所依据的是基于自我中心的“霸权主义”范式与冷战思维，如《美国大战略》作者罗伯特·阿特在书中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