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0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了“历史不会忘记——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教授、唐利国副教授，先后就中日关系、抗日战争、日本近代化等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此后，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阴魂不散。最近，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日关系的担忧。针对这些情况，步平研究员以《抗战胜利后日本的战后处理与中日历史问题》为题发表演讲，回顾了1945年以来的日本战后历史，分析并研究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认识的演变过程。

步平先生重新检视了《终战诏书》与东京审判。他指出，1945年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从未使用过“战败”“投降”等字样。这表明《终战诏书》仍然坚持鼓吹战争的正义性，不思反省。而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东京审判，虽然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和披露，系统分析了日本的战争责任，但它掩盖了日本进行生物战和化学战的犯罪事实，没有把“反人道罪”作为独立诉因，且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和东京审判的缺陷，是导致战后日本始终不能很好地解决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原因。

基于这样的背景，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反思至今仍存在两个不同的角度。一种是日本人从自己作为被害者的角度出发，追究战争指导者的战争责任。这一视角明显狭隘。另一种则是从批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角度出发，反思日本参与战争者整体的责任。从目前来看，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10年。人们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发动战争对日本造成的破坏，主张追究战争指导者的责任。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之后的10年。曾经的学生兵成长为社会中坚。他们意识到战争中日本人“主体意识”的丧失。知识分子也开始反省自己对国家发动战争的“不作为”。第三阶段始于6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掀起反对越战的和平运动。日本和平运动的倡导者由此想到日本军队曾在中国的行为，提出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加害中国的战争责任。冷战结束后，日本进入战争责任思考的第四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声音。这些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前两个阶段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主要基于日本人的战争被害立场。后两个阶段，特别是从第四阶段起，思考“战争加害”的呼声在日本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中越来越强烈，形成日本社会的“正义声音”。从这些情况来看，战后日本在战争责任的认识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步平先生指出，我们有必要关注日本社会内部的进步力量和“正义声音”，与之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

近年来日本在历史问题等方面的举动，与两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关系密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部分日本人的焦虑。右翼势力更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步平先生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国家之间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国家实力的较量。中国一定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团结进步的力量，才能在中日关系中占据主动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皓教授对步平研究员的演讲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近期，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体现了某种战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把握日本社会的思想动态和渊源十分必要。步平先生对日本思考战争责任四阶段的分析，客观描述了日本社会思想变化的历程，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历史告诉我们：我国只有不断提升国力，才能真正把握对日关系的主动。

在抗日战争研究中，日本军队的战略方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教授以《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进攻方向及其战略转换问题》为题发表了演讲，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

徐勇教授指出，这一议题始于台湾方面的“官史”论述。台湾方面认为，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调集主力部队在上海猛攻日军，迫使日军将作战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东，溯长江西进。这使得日军未能实施其沿平汉线南下将中国一分两半，逼迫华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