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司法公正，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法院必须外升公信力、内增凝聚力。在当前全媒体环境复杂、司法公信力不彰的情况下，法院在加强审判工作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司法宣传中的舆论沟通工作。要着眼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目标，围绕社会公众心理及信息需求，大力推进司法公开，把握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式。在积极回应关切和真诚应对民意中，着力提高新闻宣传能力、舆论沟通能力和舆情应对能力，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 全媒体时代人民法院舆论沟通的困境

随着经济社会改革逐步走向深入，改革过程中涉及体制机制、利益等方面的矛盾与问题大量出现，许多矛盾和问题通过诉讼形式进入法院，人民法院成为矛盾纠纷的“聚集地”、离奇故事的演绎场。同时，随着媒体融合的升级，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全媒体时代，媒体传播更具时效性、传播力、影响力。人民法院历来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重点，案件是媒体和公众聚焦的核心。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司法部门在积极应对全媒体的发展变化上还面临不少问题。

第一，公众对司法的高需求与司法服务能力形成反差，引发舆论关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的需求越来越多，期待也越来越高，而司法工作虽然与过去相比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面临“人少案多”“执行难”等困难和问题，不能完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同时，对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案件，一些法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出现问题，导致案件裁判错误引发炒作。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法院一纸判决引发的“临时性强奸”事件，湖北佘祥林被错误认定“杀妻”事件，等等。

第二，公众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与现代司法观念形成反差，引发舆论关注。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传统地域文化、朴素伦理道德价值观要求跟不上现代司法理念。例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与“保障人权”“无罪推定”“诉讼时效”等理念发生碰撞冲突。一些高关注度案件的法律适用由于法官解读不到位，使媒体和公众产生误解，甚至招致怀疑指责。例如，江苏省某法院判决的“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罪犯人”案件，被告人赵某某在1996年参与聚众斗殴，导致一死一伤，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赵某某以原《刑法》中的“流氓罪”论处。由于解读不到位，网民以此案为“离奇判决”进行炒作。

第三，公众通畅的民意表达与法官沟通之间形成反差，引发舆论关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麦克风”，民意表达更加便捷通畅。与此同时，在人民法院法官构成中，一批具有高学历、年轻化的法官走向审判岗位，这些青年法官有朝气，知识面宽，法律功底扎实，但与当事人沟通的能力欠缺。审判活动既是应用法律的艺术，也是一门做人的工作的艺术，沟通不畅容易引发对立和矛盾。同时，一些法官由于工作方法简单、案件久拖不决、语言不文明、行为不规范、文书不严谨等司法作风不良，也成为引发炒作的另一诱因。

第四，舆情多元复杂与司法的信息发布及舆论沟通能力之间存在反差，引发舆论关注。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当事人和普通民众都容易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挫折感带入法院，司法领域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投射板”；一些人法治意识不强，以自身利益得失而不是以法律上的是非曲直来判断法院工作；用“放大镜”看待法院工作瑕疵，对法院工作进行质疑和负面解读，甚至传播谣言，刻意丑化；个别媒体受利益驱动发布不实报道，故意炒作或意图影响案件审判。面对复杂的舆论形势，一些法院观念滞后，在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上方法单一，舆论引导能力欠缺，引发负面舆情。

二 司法舆论沟通困境的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法院自身工作的性质，打官司两相对立，矛盾冲突激烈，很难做到双方都满意；另一方面，法院自身工作不到位，尤其是对全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发布与舆论沟通工作研究不够，工作不力，方法不当，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审判执行工作本身存在问题。案件裁判是法院生产的“主要产品”，也是社会公众评价法院工作的主要依据。所谓“案情决定舆情”，公正审判是舆论沟通的基础和前提，若审判执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