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处理医患关系，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改进、完善医事纠纷机制，是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的重要方面。2015年，广东医事法治建设又有新举措，形成新氛围，取得新进展。

一 2015年度广东省医事法治现状

广东既是医疗资源大省，也是接诊量大省，医疗纠纷的总量相对较大。广东医疗机构总计45311户，其中医院1125户，妇幼保健院124户，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388户，疗养院14户，门诊部1975户，诊所、医务室、护理站9414户，村卫生室28971户，急救中心（站）14户。广东医疗接诊量和纠纷数在全国居前。以广州市为例，截至2014年底，3947家医疗机构门诊量1.4亿人次，住院量230万人，医疗纠纷发生率约占住院病人数的千分之一（以每年发生医疗纠纷2300例计）^[1]，伤医事件也时有发生。2015年以来，医事法治的实施呈现以下特点。

（一）医事纠纷应对和处理难度仍然较大

一是医事纠纷案件处理不仅涉及大量医学专业知识，还涉及大量法律问题，但兼具医学和法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稀缺问题突出。

二是医事纠纷案件处理对鉴定依赖性很强，但医学鉴定和司法鉴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尚未有效化解。省内多数医学会没有参与医疗损害鉴定，入选全省法院医疗损害鉴定名录的机构只有20家；有实力的司法鉴定机构少；有些鉴定机构甚至由法医鉴定人在完全没有咨询临床专家的情况下直接作出鉴定意见；法院选择鉴定机构余地不大，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审判质效。

三是医事纠纷案件处理难度比其他一般案件难度大得多。根据2015年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医方委员提交的资料分析，鉴定方委员认为请鉴定专家出庭质证难^[2]；医方委员认为许多司法鉴定意见明显缺乏科学依据，请专家辅助人出庭指出某些缺乏科学依据的鉴定意见之不足已成为常态^[3]。广东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指出，整合医学会鉴定与司法鉴定资源，构建统一的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体系，缩短鉴定时间，解决纠纷处理“肠梗阻”现象非常重要^[4]。

四是审判专业化难以有效推进。一方面，医疗纠纷案件总量在民事案件总数中比例不高，专业化医疗审判组织的专业法官不能也不愿一心一意钻研医疗审判业务；另一方面，医疗案件绩效考核差，对专业法官激励缺失。医疗案件往往是疑难复杂案件，审理通常需要付出比普通案件数倍的精力。在考核时，没有针对医疗纠纷的专门考核指标和折算系数，审理医疗纠纷的专业法官却会因超审限多、改判率高、信访率高、答疑率高等，在考核中获得差评，费力不讨好。实践中，法官不愿意长期从事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

五是过错认定及赔偿法律适用不明确。立法对医疗过错认定虽已有原则，但缺乏医疗过错认定情形、程序和方式等规定，不懂医的法官裁判有争议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过错确实较难，很容易将认定过错权力让渡给鉴定机构。另外，案件举证证明责任如何分配、推定过错如何理解与适用等也存在不同看法。

（二）医患矛盾并未发生结构性改变

一是部分患者缺乏理性。不少患者往往相信电视、报纸、网络对相关疾病治疗效果的宣传，对医院诊疗结果妄加判断；部分患者往往把医患关系看成买卖关系，把看病看成是消费，认为自己花了钱，医生就应该为自己看好病，一旦不如意，就会产生纠纷；患者缺乏对生命守护者的敬畏，动不动就对医护人员采取暴力行为，以转嫁、发泄其对诊疗过程及结果之不满。

二是医院行政化特点明显，行政思维浓厚。面对纠纷，多愿意选择调解，息事宁人。当事医务人员和所在科室在纠纷处理方式选择等方面，缺乏参与渠道、平台和途径。

三是医生非自由职业者，受行政和绩效约束，难以仅凭技术水平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与临床关系不直接的科研、论文等耗费了医生大量精力，他们不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同病人沟通。

四是医患“弱者”“强者”之划分让纠纷处理更远离法治氛围，不利于推动法治思维方式落地。不少社会阶层仍愿意把患者作为“弱势群体”，当他们用非法手段维护权益时，往往会得到社会同情甚至纵容。“小闹小赚，大闹大赚，不闹不赚”“闹了不白闹，能赚谁不闹”等现象仍普遍存在。

（三）推进依法维权难度仍然较大

一是患方索赔金额不断攀升。绝大多数医疗纠纷都和经济赔偿联系在一起，近几年来患者索赔额度不断攀高。

二是病历真假争议影响处理。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