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性生物，有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需求。当今青年人的社会交往需求更为强烈，社会参与愿望也不断增强，参与社会组织和团体生活的积极性较高。而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日常时间分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在变化，工作以外的休闲时间不断延长，休闲生活日益丰富。虽然许多人习惯于与家人一起度过休闲时光，但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倾向于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作为休闲生活的主要部分，他们热衷于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活动。另外，在社会经济快速变迁的当今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十分频繁，尤其是青年人口的流动率更高，许多青年人离开家乡和父母，前往陌生的大城市上学或就业。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聚集着大量来自外地的青年人，他们远离父母、亲朋，更加渴望通过组织和团体参与活动，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

共青团组织是我国规模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青年组织，青年人加入团组织的比例极高，各地各级党政部门也投入许多资源吸引青年人加入共青团组织，扩大团组织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当今青年群体内部分化，需求也多样化，共青团组织并不能充分满足青年人的组织参与需求，尤其是在共青团工作较薄弱的领域。相对而言，学校共青团工作力度较强，而对于离开学校走入社会的青年群体，共青团的吸引力明显弱化；在离校已就业的青年群体中，体制内单位就业的青年人加入共青团的比率较高，而体制外就业的青年人团组织加入率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自发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和团体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组织满足青年人不断增长的组织参与需求。这一现象引起共青团组织及相关部门领导的关注，早在2007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春华同志在共青团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青年自组织”概念，表明了政府决策部门对这种现象的关注。不过，迄今为止，政府部门对于青年参与非官方性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全面；对于青年参与自发性组织和团体的政治影响，研究得不够深入；对于青年团组织参与行为与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也缺乏深入的认识。这既不利于共青团组织制定相应的对策促进团组织发展，也不利于政府决策部门制定相关的青年政策。

本文基于2014年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数据，对北京市青年就业人员组织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重点考察青年社会组织行为对团组织参与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一 北京就业青年的人口和社会构成

北京就业青年以外地来京人员、非公经济就业人员、较高文化水平的低层白领和蓝领从业者为主，预示着较强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参与需求。

北京就业青年的人口和社会构成特征代表了当今中国特大城市青年就业者的普遍状况，具体参见表1。第一，绝大多数青年就业人员来自外地，其中73%持非京籍户口，78.6%出生于外地，55.7%毕业于外地及国外学校。第二，绝大多数青年就业人员在体制外就业（61.7%），其中52.7%就业于私营企业。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用调查数据的样本只包括单位就业者而未包括无单位的就业者（即自雇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如果加上无单位的就业者，体制外就业者占青年就业者总体的百分比有可能超过70%。第三，绝大多数青年就业者受过高等教育（72.3%），其中46%拥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如果加上文化水平较低的无单位就业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会下降一些，但应该不会低于60%。第四，多数青年就业者从事低层白领和蓝领工作，其中42.3%是蓝领工人，31.9%是办事人员（低层白领），只有约1/4的青年就业者是中高层白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表明，多数青年就业者处于职业等级阶梯的中下端，具有职业发展的需求。这样的人口和社会构成特征，预示着青年就业者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参与需求，团体活动能够提供给他们社会支持、同辈交流、心情愉悦、身份认同和社会归属感，可以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生活中更健康、更顺利地成长发展。

北京就业青年在政治面貌方面的特征也很突出，略超过半数的青年是党团员，其中，22.4%是党员，32.3%是团员，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大多数城市的就业青年，这说明党组织和团组织在北京就业青年中还是有相当好的基础，这为共青团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