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增长的迷雾中：“典型化事实”和增长理论

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尼科拉斯·卡尔多在1958年用六个“典型化事实”进行了归纳。尽管可被质疑是否属实，但确是“典型化”的，经济增长理论也以此展开，再现这些典型化事实并受其检验。这六个“卡尔多事实”为：（1）人均（或每工时）的实际产出在较长的时间内以或多或少不变的速度增长，即稳速增长；（2）资本存量以不变的速度增长，且超过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3）产出和资本存量增长速率大致趋于相同；（4）除了需求剧烈变动，资本利润率有一个水平的趋势；（5）人均产出增长率在不同国家间是非常不同的；（6）收入利润份额较高的国家倾向于有较高的投资产出比例。在这六个特征中，（3）、（4）意味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是不变的；（1）、（2）、（3）、（4）则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理论必须再现的“典型化事实”（索罗，2005）^[1]，也被定义为经济稳态增长解的必要条件（左大培，2005）。在卡尔多之后，经济增长理论基本沉迷于“稳定状态”的模型推导中了。

到20世纪末，增长模型的一个拓展，是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内生化以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的大发展或许源于美国新经济中的很多新事实，人们归纳为人力资本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拓展则是工业革命理论，以Lucas（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重新探索从落后变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典型化事实描述和模型构建，希望把现代增长理论研究引入到发展经济学中，探索哪些国家能赶超，其增长又是如何实现的。

从迄今为止的世界发展看，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典型事实是：工业革命突破了“马尔萨斯”均衡，经济增长突破了人口的限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基本上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麦迪森（Madisson，1982）估计在公元500～1500年这一千年间欧洲的经济增长几近于0；人类早期的人口增长也很缓慢。所以，早期的人类基本上受制于自然和土地，经济呈现出马尔萨斯所描述的停滞状态。是工业革命突破了“马尔萨斯困境”，从而实现了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工业革命的第二个典型化事实是：工业革命的光芒并未普照全球，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实现高速增长和超越。这正是Lucas（1988）研究的主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能出现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使其经济在短期内出现超越，而有些国家却长期停滞？如果超越不是普遍现象，那么一国要实现超越的条件和因素又是什么？

Lucas的研究启发了许多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向经济发展问题的集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了一批利用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献。这些模型的强调重点不同，适用情况不一：一类模型认为工业革命是能自动完成的，该类研究从资本积累或技术变迁的角度提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化是一个自然且必然的历史演化过程。该类模型适于欧美等早期进入高增长行列的国家，但对于解释20世纪以来亚洲经济群的超越型增长缺乏说服力；另一类模型认为工业革命是不能自动完成的，而应有某些重要外部因素如技术扩散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强调增长因素和学习的决定作用，该类模型适于解释亚洲经济群的超越型增长（刘霞辉，2005）。当前的工业革命理论，由于模型的复杂性，使对模型做合理的动态分析遇到了困难，所以许多模型只能得到静态或比较静态的结果，对增长过程也只能做数值模拟分析，理论分析远不如标准经济增长模型那么完善、可靠。不过，工业革命模型试图统一人口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尝试是有意义的，而且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该综合性理论尚处初创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发展经济学家早年也归纳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典型事实，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纳克斯的“贫困循环陷阱”，钱纳里讨论的“经济结构”等，把发展中国家的结构非同质、起点困境描述得非常“典型”，并进一步形成了所谓的经济发展“突破理论”，即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贫困循环陷阱的突破，如罗斯托的大推动理论、非均衡、双缺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