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1.国内研究状况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问题成了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几年来，除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相继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也面临着增长压力，所以，中国能否保持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就成了理论家争论的中心话题。

在研究中国的中长期增长问题时，国内经济学家主要有三方面的出发点：一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2000；王小鲁，2000；魏杰，2000；金玉国，2001），重视制度和政府行为变迁分析；二是从经济增长的现有理论角度（高长春等，2001；徐现祥等，2001；蔡昉等，1999；舒元，1992；胡永泰，1998），以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因素为重点来分析；三是从其他因素角度（赵志君，2002；张皓，2001；国务院发展中心课题组，2000；解三明，2000；沈坤荣，1999，1，2；孙焱林，2000），强调外资外贸和货币的作用。特别是由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迁”课题研究，就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特征和要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从已有的结果看有三种结论，即保持快速增长、中等速度平稳增长和放慢增长速度。但是，上述研究的共同缺陷是只在实证分析的外推和简单的要素归纳或套用已有模型，没有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平台，使人弄不清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长期增长，所以结论也就多种多样。

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是一经济体的长期发展问题，而且已有固定框架，下面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平台开始讨论，由此得到经济增长的路径并进而分析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步是Solow（1956）和Swan（1956）所构造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了不变规模报酬，对每种投入的报酬递减，这种生产函数与不变储蓄率规则结合，产生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结论是，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长期或稳态位置越低，增长率越快，但所有经济体都是一个增长不断减速的趋势。

其基本结果是人均产量的变动将表现为如图1所示的凹性增长曲线，即人均产量将不断地随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增长幅度越来越小。

图1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人均产量变动趋势

Solow-Swan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因为模型的假设，但分析方法却并非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微观方法。Cass（1965）把拉姆齐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而使增长理论成为真正的新古典理论。自此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可全部纳入这一分析框架，所不同者只是如何引入不同的影响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为开端，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繁荣。把R&D理论与不完全竞争纳入增长框架中开始于Romer（1986，1990），也包括Aghion与Howitt（1992）和Grossman与Helpman（1991）的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获得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以作为奖励。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动，诸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的管制。因而政府通过它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好或坏的巨大潜力。

上述各种增长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种关于一经济体的经济如何长期增长的理论，而更多的是关注一个经济体随时间变化的均衡问题。即，在事先确认存在一最优均衡增长路径之后，考察经济与最优均衡路径的偏离和波动，尤其关注会影响均衡的资本品积累、人口增长及技术进步等因素。但该均衡路径的性质是令人起疑的，因为它就是索洛所假定的增长曲线，它将经济中微观个体所遵从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一经验规律直接放大为一宏观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路径，而不是建立在更为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上，通过逻辑推理的结果。这正是目前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缺陷，因为微观主体的行为结果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与宏观变动等价。而且，目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工业化为假设前提，这与目前中国尚处于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条件不符。为此，要研究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问题，必须在分析平台和假设上进行改进，本文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