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尽管受到“非典”冲击，但GDP高速增长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2003年将一举突破七上八下的格局，预示着整个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景气周期。

1998年以来，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及相配套的银行贷款大规模投入到基础设施，使经济增长稳定在七上八下格局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枝独秀。5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基础设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在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在逐步升级。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上比较公认的一个“增长加速”^[1]

的时期。增长的加速器表现在两大引擎上，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配合着资金流程和资本形成的改变，经济增长加速，经济结构和资金配置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中国2003年强劲增长的第一动力仍是“投资推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理论上的解释和提出的政策却是差异很大的。从理论上看：（1）中国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张军，2002），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的持续改进在1992年后就不显著了，中国存在着通过投入推动的“过度工业化”，这与克鲁格曼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评价“东亚无奇迹”即主要是靠投入支撑是相一致的。（2）以经济所宏观课题组的系列文章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高增长依然是合理的，但由于制度障碍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制度性的投资饥渴使“经济过热”导致波动；二是更多地集中讨论了转轨时期的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执行的障碍，如体系性紧缩就是对货币政策和传导机制的一种总结；（3）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和技术改进，代表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强调了“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指出了结构配置优化，“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贡献”，分析了资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对增长的贡献（王小鲁、樊纲，2000），《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8）、《中国经济走势分析》（刘树成等）、世界银行《2020年中国经济》，也都强调了结构变革的贡献和结构变革的方向。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来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核心，发展经济学早期中的“大推动”、“低水平陷阱”、“非均衡增长”、“结构化变革”等，也包括对金融深化等的研究，都是通过一切手段提高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发展。

传统发展经济学强调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而后的发展经济理论强调了公平、社会进步、市场机制和制度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针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的“持续”理论，缺少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启动起来、要继续前行的大国发展的理论表述。从全球发展的历程看，结构变革，特别是伴随着非农就业增加的变革始终是发展的主线，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配置效率是关键。

中国经济在高资本形成的推动下不断增长，其能持续的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市场化的推进，提高了资本形成的效率。本文从结构调整的累积效果入手，分析资本形成的持续性和效率性，特别分析其形成方式和配置方式中的制度障碍，试图再探讨中国经济的结构变革、可持续增长与宏观政策的选择基准。

一 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双引擎

自1998年以来，政府大规模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累积效应，最明显的标志是由工业化这一经济增长的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自主增长。

1.低价工业化

工业化始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条主线。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上亿农民以低成本的方式进入工业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劳动力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在1.5个百分点，这还不包括其对产业结构调整效益的贡献（林青松，2000；王小鲁，2000；世界银行，2000）。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基本靠“老农”（即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那么90年代基本靠“老外”（即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模式的基本形成）。

低成本是工业化的核心竞争力，这包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低以及实际税收低。“离土不离乡”政策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