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所存在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一样为人瞩目，国内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的分析。《中国的奇迹》开拓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认为中国经济处于比较优势战略下的发展模式（林毅夫等，1994、200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归纳为“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前沿课题，2003）；张军提出了“过度工业化”问题（张军，2002）；刘世锦则概括为“低价竞争模式”（刘世锦，2005）等；吴敬琏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抉择》（吴敬琏，2006）系统分析归纳中国的增长模式仍属“旧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政府经济政策中的传统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转向内涵，“九五”计划中正式提出了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十一五”规划把提高自主创新和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容，将能耗列入到经济增长的考核目标中，把增长方式的转变落到了微观。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内生演化的动力。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讨论中都离不开一个关键问题：技术进步（其测算值为TFP，即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演进机制。很多国内外学者都争论了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多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累积推动增长，技术进步贡献较低，但也有很大的争论，多是数据之争（王梦奎主编，2005；孙琳琳、任若恩，2005），探索中国技术进步的演进机制以及它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联讨论较少。技术进步及其演进的机制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内生演化动力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重要的命题。

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当前已成为共识，但转变一直难以进行。如何转变，特别是如何改变微观企业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的生产方式以及技术扩散机制成为关键。本文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从分析“干中学”的演进机制入手，得出了赶超型的供给曲线，然后针对“干中学”引起的套利型一哄而起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加以探讨，从理论和典型事实上理解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演进机制和技术要素组合方式，最后提出了通过供给政策和深化市场改革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论。

一 中国技术进步的来源和演进路径

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经济的高增长模式一直受到“缺少技术进步”的批判。但在危机后，东亚经济迅速恢复了增长，并开始了全面的转型，经济高增长依然保持——这说明先前对东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可能是不足的，而“用不适当的尺子（TFP）进行衡量”（世界银行，2003），不免会陷入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中。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争论也在技术进步方面，大量的实证分析肯定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争论多了，总体上认为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是较小的，要素积累是本质，很像东亚经济模式。由于国家统计局2005年调整了统计口径，最新公布的数据修改过大，导致新的统计测算难以进行；而且，就技术进步测算的理论逻辑而言，在中国又严重不足，因为有很多企业和部门无法用标准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来显示产出的来源，从而使测算基准失效。

通过索洛剩余法测算技术进步，是严格地用市场假设很强的生产函数，计算非体现资本投入（disembodied）、外生的技术进步，这本身是一个理论简化，其测算一直受到很大的争论。国内的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理论和统计的争论，特别是对资本投入包含着技术进步作用进行了分析，质疑用全要素计算的局限性（易刚等，2003）。

中国是一个体制转型国家，在计划体制下存在着大量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这些企业不是按照典型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组织生产的，而是按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在改革之初这类企业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冗员”，我们称这类企业为“传统计划企业”。改革开放后新设立的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基本是按新古典生产函数组织生产的，我们称这类企业为“标准企业”。

新古典生产函数可抽象为：y=Af（k，l）。式中：y为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A为技术进步。而典型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为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该形式下可以得出技术进步增长率=产出增长率-资本贡献比例×资本增长率-劳动贡献比例×劳动增长率。中国“传统计划企业”在改革开放后主要的一个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