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过程是在双重的二元结构条件下进行的，一为熟知的城乡差异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另一为市场发展中资源分配格局的变化，即经济在发展中的不断转型使政府管制的逐渐退出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但该过程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它会引起人们的行为和经济运行格局的变化，这是一个计划和市场交替与互补的二元结构。关于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近二十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形成了极丰富的文献，如刘国光（1988），盛洪（1994），薛暮桥（1990），吴敬琏（2004）等（文献过多，必会挂一漏万，敬请谅解），对于如何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探讨。但是，因为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进行政策操作，所以并不分析转型中的微观机理会如何变动（即人们行为的变化及可能的效应），也没有从经济增长机理上分析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从而形不成逻辑一体的理论框架，也无法分析转型中如何保证经济增长。

经济转型问题过去并未纳入标准经济理论的范围，国外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政策问题而非理论课题。但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崩溃前夕，转型问题的研究多起来。在研究中有两种主张，一种为大爆炸说，如Aslund（1991），Lipton和Sachs（1990），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92）等认为从逻辑上讲转型路径是确定的，只有迅速、彻底的转型才是最优路径（又称华盛顿共识）；另一种主张是渐进说，如MacKinnon（1991），Murrel（1992）等认为转型应是有条件、并有序进行的，不能一步到位。但这两类理论都没有对转型经济的个人行为进行合理分析，而是依发达经济体的模式进行类比，都不能合理说明转型的动态过程。实践中，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快速转型中并未出现可持续的增长，反而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见表1），而且经济复苏缓慢。该结果给大爆炸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表1 苏联、东欧国家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率（GDP，%）

苏联、东欧国家转型导致的经济衰退引发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对早期转型理论的修正：总需求下降假说，如Berg和Blanchard（1994），Rosati（1994）等，认为转型中因市场环境的剧烈波动，使消费者预期变坏，消费倾向降低，使社会总需求下降，导致经济衰退；信用危机假说，如Calvo和Coricelli（1992）等，认为转型中对企业的预算约束趋硬，降低了全社会信贷供求水平，使社会总需求下降；企业垄断假说，如Li W（1999），Blanchard（1997）等，以俄罗斯为背景提出，因政府过度快速退出，市场未得以发育，导致社会资源被一些垄断企业集中瓜分，生产萎缩；生产链破坏假说，如Blanchard和Kremer（1997），Roland和Verdier（1999）等，认为由于原有计划经济的供求链突然断开，新的市场供求链还未形成，使得供求总量均下降。这些文献从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这一特殊条件出发来研究产出波动，所得结论可用于这些国家经济出现衰退的解释。但我们看到，苏联、东欧国家转型只是经济转型中的一种，即激进型，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就不属于这种类型。苏联、东欧转型失败并非事情的全部，中国经济在转型中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个重要反例，它说明经济转型并非都是抑制增长的，是转型路径及初始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增长结果的差异。由这种转型结果差异引发了一场争论：Hoff和Stiglitz（2002），Stiglitz（1999）等认为转型在中国是成功的，而在苏联并不成功，并强调市场环境的确立是保证转型成功的前提，由此否定大爆炸说；Dabrowski，Gomulka和Rostowski（2000）则不同意前者的结论。所以，对于什么是合理的转型路径经济学界并无定论。

我们认为，目前关于转型问题的讨论有过多的政治色彩，而且对象也基本限于原社会主义国家，故使转型问题讨论的经济学分析不够。现实中，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都处在长期的经济转型阶段，即使是发达经济，在技术变革过程中也面临经济转型问题，用打断正常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思路来研究经济转型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因为现实经济运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转型只是组织社会生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它不会导致生产和消费过程变更。如果以更为广义的观点来看待转型，则我们应将经济转型定义为一个不断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转型出现的问题则是新旧资源分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