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高达9.1%，经济进入“增长加速”的轨道，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及资金流程的变化（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同时，新的“开放”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浮动预期，特别是外资流入极大影响到货币供给等问题，将“开放中的经济增长和政策选择”推到了理论和现实探讨的前沿。

开放是一国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麦迪逊（1997）总结世界经济二百年的发展历史后指出，从长期看，四大因素决定了人均产出的持续高增长：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蕴含其中）、人力资本积累及开放。从各国交替领先看，开放和加大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是赶超的关键。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1995）、《东亚奇迹的反思》（2003）中也指出，开放和积累是亚洲奇迹的根本。不过，开放也是有很高代价的，因为正是外部冲击（特别是金融冲击）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危机后的低速增长及宏、微观结构的调整。

关于开放与增长的讨论由来已久。早期对开放的理解更多的是指贸易开放；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开放越来越受重视。主流理论认为贸易开放的收益是相对确定的，但是，金融开放的收益却颇多争议。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对金融开放进行重新反思。坚持推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也推出研究报告，指出：经验数据并不支持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因此，现在的IMF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急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了（Prasad，Rogoff，Wei和Kose，2003）。此外，最新文献还表明，在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国接近这个阶段），金融开放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Aghion，Bacchetta和Banerjee，2004）。

国内对开放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贸易对中国增长的贡献角度进行的分析，也有对中国过度的贸易依赖、高额外汇储备、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探讨。总的来说，实证研究集中于贸易开放，而对金融开放（如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影响的探讨，还局限于国际借鉴与规范研究。

从现有的国际经验和研究看，开放和高资本积累是增长的推动力，但这二者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如高积累模式本身就有很强的政府动员资源的痕迹，高积累导致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经济结构发生扭曲。亚洲危机前后，很多学者集中从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对亚洲政府动员资源的高积累模式进行批判，而危机后的这几年亚洲国家的结构调整也正是沿着改善配置资源模式的方向在努力。

中国加入WTO后，开放的进程加速，也进入到开放后易受冲击的阶段。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国家干预的“结构扭曲”在一定阶段可能会促进发展，但随着金融的开放，扭曲的结构在大量外资频繁进出的情况下会被市场“强行矫正”。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快中国的非农化进程，同时消除制度性扭曲，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减少外部冲击风险，促进经济增长将是本文探讨的主线。

一 贸易导向与经济增长

1.中国的贸易导向战略

二百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一体化，贸易被公认为是增长的引擎。当前全球的进出口总额已经占到了全球GDP的40%。全球化的资源流动主导着经济发展。

各国因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采用的贸易战略也有差异。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曾是最为流行的关于贸易战略的提法。进口替代战略的理由是：完全采用自由贸易学说，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只能专业化于某些低端产业从而无法摆脱落后的局面。因此，需要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即只进口一些必需的、技术含量高的资本品或中间品，注重自主生产，以替代国外进口商品），培育国内市场，实现经济起飞与赶超。出口导向战略是基于：出口有利于扩大外需、增加就业以及在国际竞争中提升产业结构等等。在实践中，日本被认为是奉行进口替代战略成功的范例，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则被认为是出口导向战略的胜利。尽管这种区分有利于突出贸易特点，但却可能导致认识的片面化，将出口与进口“对立”起来。事实上，出口与进口的协同作用才是推动增长的关键。世界银行对以出口著称的东亚经济认真评估后的结论是：东亚经济奇迹是“贸易导向而不单是出口导向的增长”（世界银行，2003）。贸易导向虽然并不是一个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