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通货紧缩，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政府于1998年初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人们争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效和是否应该淡出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高速增长导致电力、铁路运输、煤炭等基础产品出现短缺，经济面临过热苗头时，政府从2004年上半年进行宏观调控。同时，理论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投资引致的经济过热问题，目前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货币政策和投资机制上。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看，特别是中国近20多年的发展过程表明，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以财政为支持后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采取双向刺激政策促进贸易增长，利用政府动员资源促进资本形成，机制扭曲和政府干预累积了大量财政风险（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过多的财政支持也可能导致经济过热、企业投资冲动、产出效率低、高能耗、物耗的粗放经营等。因此从供给角度解释财政政策导致短期波动的原因、分析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成为重要的前沿课题。

本报告首先阐述从供给角度分析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然后建立具有拥挤性公共资本模型，以说明分散经济中的拥挤效应导致过度投资、过度拥挤和经济波动的机理；并构造了一个带政府风险的拥挤模型，说明将拥挤效应内部化、通过税收方式由当事人分散承担财政风险将消除过度投资、过度拥挤以及相应的经济波动；然后分析中国财政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财政的风险代价；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从供给角度看财政政策

从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政策是调节短期总需求的主要政策之一，但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财政政策可以影响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Lucas（2004）指出：“以美国过去50年的经济表现为基准发现，成功的长期供给方面的政策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要远远高于进一步优化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所以从长期看，探讨财政政策的效应，不仅应分析其在需求管理中的作用，更应重视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财政政策究竟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损害经济增长？理论界对此的认识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效率低下，而且扭曲性的税收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因此过于庞大的政府活动会损害经济增长。Grier、Tullock（1989），Barro（1991）等通过对若干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Engen、Skinner（1992）则指出这种负相关可能是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支出规模变动之间的伪回归导致的，而且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政府支出规模增长率有可能下降；不过即便采用他们的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得出的实证结果仍是负相关。与此对立的观点则认为，由于市场存在缺陷，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对私人产权进行有效保护，教育支出，转移支付制度等，弥补市场缺陷的合理政府支出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的相关性。Aschauer（1988）的实证分析说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仅有很小的影响；Aschauer（1989）说明政府的资本性支出，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将鼓励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Ram（1986）对11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是他的计量结果存在内生性的缺陷）。Nadiri、Mamuneas（1994）分析了美国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支出对12个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支出对这些行业的TFP增长率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别较大，但汇总的影响不大，说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R&D支出不是提高这些行业TFP增长率的主要因素。Fernald（1998）分析了美国高速公路投资增长对运输密集行业的影响，高速公路之类的基础设施存在饱和点，因此，类似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只能短暂地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超过饱和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刺激作用将大大下降。这些文献说明财政支出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复杂的，实证结果受到计量方法、数据选择、解释变量多少等各种因素影响。不过，可以肯定，好的财政政策对供给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起飞阶段，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