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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男,汉族,1950年2月出生,山东海阳人。1967年11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学... 详情>>
李 扬
  1951年9月出生,籍贯安徽,1981年、1984年、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 详情>>
李培林
  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 详情>>

    京津冀人口发展指数研究

    作者:张耀军 李绍兴 出版时间:2016年04月
    摘要: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其人口发展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如何科学评估和测量各城市的人口发展能力成为关键。本研究从人口活力、人口结构、人口生命质量三个层面构建人口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最后确定11个具体指标,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即“2+11”)的人口发展指数进行测算。本研究分别计算了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3年京津和河北11个地级市的人口活力指数、人口结构指数、人口生命质量指数及人口综合发展能力指数。测算结果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天津、石家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人口发展能力处于领先地位,但京津冀人口发展的内部不平衡性更加凸显;同时,人口活力与人口结构波动较大,人口生命质量格局则较为稳定。最后,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践行“就地城镇化”道路、重视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等角度对未来京津冀地区提升人口发展能力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京津冀地区人口协同发展以及为经济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提供决策服务。

    人口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国民经济重大战略规划的基础,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国家及地区的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城乡规划与生态建设,因此对京津冀地区人口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京津冀地区人口的数量变动、结构特征、分布格局及其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等方面,并提出该地区存在人口要素分布极不均衡等问题。但是,如何将这些人口指标整合起来统一衡量?如何科学准确地评估京津冀各城市的人口发展能力?京津冀地区人口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协调并对症下药?这些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基本问题。本研究首先明确“人口发展”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正确的评价方法,构建科学的人口发展指标体系,从而准确把握京津冀人口发展的动向,建立京津冀人口发展评估的标杆。这一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口发展指数的理论研究,将目光从全国聚焦于经济区域,弥补了京津冀地区人口研究的不足,而且通过对京津冀“2+11”城市的人口发展指数进行比较,可以为各地区促进人口发展、创造优良人口环境以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一 基本概念与内涵界定

    随着人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人口发展”的概念与内涵也在逐步明晰。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这里的“人”应该既指个体的人,也指群体的人口;既涵盖了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也涵盖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标志着人们认识人口问题的视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数量要素拓展到数量、质量和结构等诸多要素,从人口自身发展拓展到人口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对中国来说,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以往讲人口问题主要是指人口数量问题。直到2006年《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及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出台,我国逐步确立了新的人口发展观,提出了新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分布问题的思路和政策。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复杂而严峻的人口形势下,人口问题的解决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系统、可持续的人口发展观。

    “人口发展”是一个复合概念,既包括人口自身、人口与外界的关系状态,又包括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动态过程。因此可以将之定义为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分布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化。新时期的人口发展要求实现从过去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分布问题转变,从人口自身问题的解决向与外部环境合理互动转变,从只关注人口当前状态向现在与未来两手抓转变。

    二 指标体系与构建原则

    (一)研究回顾

    人口问题向来是社会和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国内外不少机构和学者基于广义上的人口概念构建了相对应的综合指标体系。

    早在1975年,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便提出了人口生命素质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以反映人口的健康素质和人口的生活质量。该指标由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和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三项指数构成,按同样的权数平均算出。PQLI指标虽然计算简单,数据易获取,但涉及面很窄,只有身体和智力两大领域;仅用成人识字率作为文化素质指标,并没有体现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再加上在指数的合成过程中所采用的简单平均方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PQLI模型方法在实用中具有局限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以衡量各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指标值是预期寿命、教育年限和生活水平三个分指标的几何平均数。由于HDI指数具有综合性强、数据可得、编制简单、容易理解等特点,在其首次发布后的十余年内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关注。但是,HDI指数同样具有与PQLI指标类似的缺陷,并且由于其侧重世界范围内的可比性,它在解释特定国家地区间的具体问题时存在劣势。

    为了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在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编制思想的基础上,于2007年首次编制和发布了专门测评中国社会人文发展状况的中国发展指数(RVC China Development Inclex,RCDI)。该指数由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