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2015年的中篇小说，发现有一个现象，大中篇比较多，好几个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都是篇幅达到七八万字的大中篇。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已，但我以为偶然中也包含着必然，从中可以发现，它也折射出目前小说写作的一些新变。

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样式被强调出来，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事情，它在篇幅上介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长篇小说更适合讲述完整的故事，而短篇小说则是以文学意境取胜，中篇小说恰好能兼顾二者的特长。讲述完整的故事符合当时文学参与“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的需要，作家通过小说讲述“文革”中的苦难故事，达到批判“四人帮”的政治目的，但长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相对来说要长得多，当时“拨乱反正”的时效性容不得作家慢条斯理地写作，于是中篇小说成为众多作家的首选，在当时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潮流中，中篇小说成为了最抢眼的角色，从此中篇小说也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小说写作中最有分量，也最有成就的文体样式。这一势头一直保持至今。后来写长篇小说又成为一种标志，作家们仿佛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就立不起来似的。但是，这些年来，长篇小说写作一直受到市场的冲击，一些作家具有精英意识的长篇小说构思很难与市场的需要达成妥协，于是他们转向了中篇小说，采取加大中篇小说故事容量的方式，将长篇小说的构思移植到中篇小说中。这对于中篇小说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曾有一段时间，批评家们认为追求故事性的倾向降低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对类似于“好看小说”的提法很不以为然，这也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不讲究故事性的小说才是文学性强的小说。这使得不少作家在写中篇小说时不讲究如何将一个故事讲好。大中篇的出现，让人们对中篇小说的故事性有所重视。不会编织故事，不会讲述故事，即使写出了一个大中篇，也不可能吸引读者有耐心地读下去的。今年的评述，不妨就从故事说起。

一 小说故事的品相

张欣属于会讲故事的作家，她的《狐步杀》（《北京文学》2015年第8期）甫一发表起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原因首先就在于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了读者。张欣在这篇小说里证明了，一个作家要讲好故事是有难度的。这篇小说的故事相当复杂，有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张欣不仅能将多条线索梳理得很清晰，而且所讲述的故事具有层次感。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爱情的故事，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凶杀的故事，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刑警的故事。由爱生恨，造成了凶杀，凶手的逃逸，引出了刑警。但如果因为会讲故事而贬低张欣小说的文学性，则是一种最大的偏见。张欣写的是当代都市生活，但她并没有沉湎于都市的纸醉金迷的物欲诱惑之中，而是对那些在现实中被压抑的、被遗弃的，甚至被淘汰的精神性特别在意，比如她的小说始终有一种贵族气质在荡漾，她在书写世俗生活时仍然保持着高贵气质，流露出她对贵族精神的追慕。《狐步杀》就是这样一篇小说，特别是小说中的两个警察形象，虽然家境不同，但他们因为内心都有一种高贵气质而惺惺相惜。周槐序的高贵透着典雅，而忍叔的高贵则蕴藏着孤傲，他们真像小提琴与黑管的二重奏。在当代小说的园地里，从来还没有过这种精神气质的警察形象，这是张欣以自己的文学理想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阅读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琢磨张欣为小说所取的题目，什么叫作“狐步杀”？我猜想这莫非是一个典故，或者是武术里或武侠小说里的一个专业术语。恕我孤陋寡闻，我还设法去检索了一番，但毫无收获。看来这是张欣自创的一个词语。狐步杀让人联想到狐步舞。狐步舞是一种很高雅的交谊舞，在婚礼上，往往会以一支狐步舞开始，以此祝福一对新人将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狐步舞的技巧要求很高，要经过反复训练，才能走好狐步。狐步杀也许就是从狐步舞化用过来的。它暗喻着小说中的凶杀是一种看似高雅且费尽心机的凶杀。在这种暗喻中，其实也包含着张欣的批判态度。

阿来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在2015年先后发表了两个大中篇：《三只虫草》（《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和《蘑菇圈》（《收获》2015年第3期）。阿来讲述故事的特点是不急不缓，娓娓道来。他也不爱用煽动性的叙述，不去刻意制造戏剧性冲突，不去渲染高潮。如《三只虫草》讲述了少年桑吉的成长过程，《蘑菇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