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的问题

（一）背景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到中国社会学可能对世界的贡献，是研究中国文化资源中有关“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社会理想，认为这些社会理想可提升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接触、碰撞、汇合的适应性（费孝通，2003）。他的思考与社会心理学中近年来出现的会聚心理学（polycultural psychology）取向的讨论不谋而合（赵志裕、吴莹、杨宜音，2015）。在会聚心理学的视角下，社会心理过程、机制以及特质都可以说是在“适应”的需求中逐渐创造出来的。并且，有着多元文化经验的人，接受了多元文化的“遗传”，在遇到恰当的环境时，那些内化在心的多元“基因”就被激活、使用、保持、遗传或者出现适应性的“变异”，达到多元并存、混融升华的效果（杨宜音，2015）。

适应性，可以分为生理适应、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等三个方面。其中，“心理适应”是心理学借用自生物学用来表示人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一个与进化有关的概念。它是指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主体通过自我调节系统做出能动反应，使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的要求，使主体与环境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贾晓波，2001）。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智慧的本质从生物学来说是一种适应，它既可以是一个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状态。有机体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与环境取得平衡的，它可以概括为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同化和顺应。适应状态则是这两种作用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不是绝对静止的，某一个水平的平衡会成为另一个水平的平衡运动的开始。如果机体与环境失去平衡，就需要改变行为以重建平衡。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是适应（英海尔德，1981）。

人类适应环境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特别是对社会变迁的适应经验，展现了人类发展和创新的潜力。无论是儿童智慧的发展，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变故的应对，抑或是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下各类规范改变的选择，一些看似个体自主选择的行为，都会有其进化角度的合理性，都可以从适应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解释。

从社会心理适应的角度看，以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是当下中国人不得不适应的外部环境。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持续30年关于中国人对现代化反应的研究，其核心便是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中国人适应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心理资源、历程与机制（杨宜音，2002）。他将应对变迁的心理特质概念化为“心理传统性与心理现代性”或者“个人传统性与个人现代性”的问题（Yang，1998），以回答人们是否和如何适应现代生活的。

杨国枢等人首先寻找描述个人现代性与个人传统性的成分。经过量表编制和以台湾民众为样本的数据采集，结果表明，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各有五个成分。即，个人传统性包括“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个人现代性包括“平权开放”“独立自顾”“积极进取”“尊重感情”“男女平等”（见表1）。

表1 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各因素对照表

以上五种传统性心理成分与五种现代性心理成分之间的反向程度以“男性优越”与“两性平等”最为清晰。在传统性的五个成分中，台湾大学生和社会成人不论男女都偏向不同意“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和“遵从权威”，但偏向同意“孝亲敬祖”。杨国枢等人的研究说明，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不一定是继替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可能是并存的。孝道就是典型的一例。

随后，叶光辉等人进一步发现，人们虽然还在坚守孝道，但是在对孝道的理解上，不同的人已经有所不同，呈现出新的孝道内容（叶光辉，2009）。于是，叶光辉将孝道分为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并发现个人现代性强的人更为赞同后者（叶光辉，1998；曹惟纯，2014）。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变迁下的适应机制时，孝道是一个恰当和有趣的切入点，在这一领域，个人的传统性与个人的现代性有可能出现并存的现象。从上述台湾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形成了几个关注的问题。

1.在中国大陆，孝道被理解怎样的伦理规范？

2.在中国大陆，孝道与个人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有没有新、旧孝道的改变？如果有，新、旧孝道可能并存吗？

3.什么样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