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转型与社会道德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对社会道德风气的不满，最常见的评价包括“道德滑坡”“道德沦丧”“道德困境”“道德危机”等。有学者认为道德滑坡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造成道德滑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而违反道德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太小，从而加大了人们不遵从道德的可能性（孙立平，2001）。“社会秩序的崩塌，不是出于怀旧病、记性差或被以往时期的伪善蒙蔽。道德滑坡是可以通过犯罪率、非婚生育数量、教育产出和受教育机会减少的程度、信任缺失等类似的统计结果来测量的。”（福山，2015）也有人（李德顺，1994）持不同意见，认为道德失控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标志着新的、现代道德文明振兴的开始，从本质和趋势上看不是道德滑坡而是在“爬坡”。更多的研究者把这一道德问题和社会转型与变迁联系起来，有观点认为，“道德滑坡”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道德困境的实质，这种现象是由于传统道德范式在现代社会丧失了有效性，而以自由、平等为信念基础的现代道德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邹平林，2011）。也有研究者（白春雨，2013）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吸收了中西思想文化对话与交流的积极成果，但又难以抵御自由主义自利价值观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的占有与褫夺，也难以抵御传统主义中表现出来的以儒学出路掩盖中国现代性道德危机的问题。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人们在冲破身份、等级和出身等封建传统对个人的制约的同时，也把人类传统道德的社会根基铲除了（文小勇，2006）。成伯清（2008）则认为，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受到“泛道德化”和“去道德化”的挟持和撕扯，这两种趋势分别来自传统的惯性和现代的冲击。今天的道德话语大都源于传统社会，人们在做负面道德评判时依然诉诸传统道德情感，而传统道德并不能应对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中的问题。现代社会中“法人行动者”的大量涌现，尚未受到充分的道德约束，很少把道德的考量纳入自身的决策机制之中，在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考虑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其实这样的关于道德的讨论是一个经典的话题。涂尔干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道德的变化”，他认为道德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展并受到历史动因制约的，也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具有特定的道德形式，“那是因为我们在特定时期的生存条件不允许另外的道德存在。只有条件改变了，道德才能随之改变，并且只能在特定的可能范围内改变，这是确切无疑的”（涂尔干，2000b：7）。涂尔干认为经济对于社会的主宰是道德沦丧的根源，“正因为经济事务主宰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把整个精力投入在了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这样一来，一旦这种环境的道德色彩不浓，许多人就会越出一切道德范围之外。如果要让责任观念深入人心，我们就必须得具有持续维持这种观念的生活条件。就人类本性而言，我们是不想压抑和限制我们自身的。但假使没有道德不断限制我们自身的行为，我们怎么就养成了习惯了呢？假使我们整天忙来忙去，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规律可循，我们怎么会体会到利他主义、无私忘我以及自我牺牲的美德呢？经济原则的匮乏，不能不影响到经济领域之外的各个领域，同样，公民道德也随之世风日下了”（涂尔干，2000b：16）。

社会转型、社会变迁影响和决定着一个时期社会道德的改变和状况，这基本上是大家一致认同的观点，但是这种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研究者或者归因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归因于经济行为主导了社会生活后人们的逐利行为，或者归因于社会发展使得个人主义的自利行为极大化，人们逐渐背离了原来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在这个基础上许多研究者都在讨论道德重建的问题（文小勇，2006；龚长宇、郑杭生，2014），而涂尔干对于社会分工的分析区分了社会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也提出了通过法团职业伦理重建道德的路径（涂尔干，2000a）。他指出，“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的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涂尔干，2000a：22）。

二 道德重建与社会心态

社会失范的原因在于社会政治的运行革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