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社会正念（social mindfulness）是一种重要的亲社会行为。社会正念是指个体始终意识到他人的需求和权利，尊重他人都喜欢由自己做出选择的方式，从而把选择的权利留给他人（Van Doesum，Van Lange，& Van Lange，2013）。比如面对三个杯子，其中有两个红色杯子，一个绿色杯子，高社会正念的个体将从三个杯子中选择红色杯子，余下一个红色杯子和一个绿色杯子供他人选择，保护了他人选择的权利。低社会正念的个体将选择绿色杯子，余下两个红色杯子，从而导致他人丧失了选择的权利。社会正念的提出源于互赖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这个理论认为个体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个体之间的行为结果也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个体的行为结果影响自身和他人行为（Kelley & Thibaut，1978）。在社会正念的互动中，个体暂时停止立即满足个人偏好的心理需求，没有剥夺他人选择的权利，因此社会正念不仅要求个体具有看到他人需求的能力（如心理理论或观点采择），而且要求他们具有乐于成全他人的意愿（如共情或亲社会倾向），从而自然地做出充满善意的举动，最终让另一个体有机会控制自己的结果和选择。

社会正念的概念需与其他已有概念相区别，这些概念包括心理理论、共情和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是指个体对他人心理状态和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推理与认知，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因果性预测和解释（Happé，Winner，& Brownell，1998）。心理理论是个体做出社会正念需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共情是个体能够体验到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影响了个体做出社会正念行为的意愿。与社会正念最为接近的概念是社会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是指个体对于自己和他人结果分配的偏好。它包含了三个主要的类别。一是亲社会取向，这种取向既提升自己和他人利益，也保证双方利益的平等性；二是个体主义取向，它倾向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三是竞争性取向，这种取向追求自己的利益相对于他人是最大化的（Van Lange，Otten，De Bruin，& Joireman，1997；吴宝沛、寇彧，2008）。社会正念与社会价值取向中的亲社会取向较接近，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亲社会取向者并不会因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它是力图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协调自己与他人利益的分配，保证他人也同样获得利益，从而尽力达到两者利益的平等。社会正念意味着为了保证他人的选择权利，从而主动做出善意举动，由此可能牺牲个人利益，然而这种牺牲是个人在决策过程中一种主动自愿的选择。

心理理论和共情等都只是产生社会正念意愿的前提，而最终是否乐于做出社会正念的行为才是社会正念最为重要的指标。从社会正念的概念出发，Van Doesum等（2013）提出了社会正念的测量范式（The SoMi Paradigm）。该范式一般给被试呈现同一个类别的两个物品（如杯子），这两个物品仅有细微差异（如颜色不同，红色杯子与绿色杯子），其中一个物品的数量为1（如1个红色杯子），另一个物品的数量为2或3（2个绿色杯子），要求被试从这些数量的物品中选择一样，并提示物品被其选定后，另一合作者就没有机会选择这项物品。若被试选择了数量较多的物品（绿色杯子），其合作者便有机会在两个不同的物品中进行选择（余下的1个绿色杯子和1个红色杯子），那么该被试的社会正念程度就高，反之则低。

（一）社会正念与文化规范

在社会正念的研究中，令人感兴趣的一个议题是人们在做出社会正念行为时，是否受自己与对方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否受制于文化规范。Morris等提出的规范心理学认为文化环境中的情境和背景将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遵从规范来表达自己，避免内疚感，并由此感受到群体的归属和特殊性，最大化个人的工具性报酬，从而从战略或策略上宏观地掌控社会环境（Morris，Hong，Chiu，& Zhi Liu，2015）。在规范心理学里，重点是个体对情景和环境的把握和识别，在识别了情景和环境后，个体便可有选择性地运用与情景相适应的行为准则或规范，这些规范可以以行为规则、约束模式和制度实践及规章等方式存在于客观社会环境，也可以以主观方式存在于知觉到的描述性规范、指令式规范和个人规范中，规范发挥着自动导航的作用，成为社会自动驾驶仪（social autopilot）和社会雷达（social radar），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