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学科（discipline）”这一概念时，主要有两个语境：一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学科”，例如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种意义上的“学科”主要目的是生产知识，以达成知识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二是作为知识规训的“学科”，例如按照学科目录设置专业并讲授课程，这种意义上的“学科”主要目的是传承知识，以实现知识的扩散与传承。这两个语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研”与“教学”。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一方面，知识生产为知识的扩散与传承提供“原材料”，得以扩散和传承的知识通常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的扩散与传承为知识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推动知识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从知识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来看，风险社会的来临亟待社会科学在知识生产上给予回应。据此，我们可以将知识生产初步划分为两个阶段：面向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和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初步来看，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可以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发展面向风险社会的局部知识。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暂时还无法脱离传统学科的支撑。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传统学科都不约而同地对风险社会的局部现象进行了回应，产生了一些面向风险社会的局部知识。大致地看，这些局部知识主要围绕但并不仅限于以下四个核心概念展开。

（1）风险（risk）。基于对风险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在经济学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起，保险学开始大规模学科化。在80年代，股票市场的动荡激发了对于金融风险的研究，催生了行为金融学等新的知识体系。大致在同一时期，心理学领域的风险感知研究开始发展，并在公共政策中得到应用。在社会学领域，贝克（Ulrich Beck）、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拉什（Scott Lash）等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卢曼（Niklas Luhmann）发展了对系统风险的分析。

（2）灾害（disaster）。在社会学领域，美苏“冷战”的核战争阴影直接激发了灾害社会学，关注灾害情境下的社会响应。20世纪70年代末期，灾害社会学的发展启示了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领域的应急管理研究，关注灾害情境下的政府响应。

（3）危机（crisis）。在政治学领域，政治学者赫尔曼（Charles Hermann）、艾里逊（Graham Allison）、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等发展了以政府为主体的危机管理研究。在管理学领域，威克（Karl Weick）等发展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危机管理研究。

（4）安全（security）。美国政治学者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国家安全”：一个含糊的符号》（“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开启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后，安全研究又衍生出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研究。

这些知识虽然都脱胎于传统学科，但因其关注的核心与传统学科的知识生产有本质区别，因此都可视为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主要在于它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的借鉴。例如，“社会学”这一学科最初的名称就是“社会物理学”。在牛顿物理学看来，世界是有序的，自然科学只研究物质世界的有序性；与之相应，社会科学只研究社会世界的有序性。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生产多研究有序的现象，而极少关注无序的现象。但在风险社会，有序的现象减少，无序的现象增多。传统的知识对我们面临的灾难通常用“百年一遇”等字眼“一言以蔽之”，但这并不能缓解我们的安全焦虑。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可以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为风险社会的失序提供直接的解释。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由于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传染病、金融危机、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我们对这些面向风险社会的局部知识的需求日益强烈，这也使得这些知识逐渐有脱离其缘起的传统学科而发展出新的学科之势。

第二条路径是利用面向工业社会的局部知识。按照贝克（Ulrich Beck）的理解，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自反性，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的自我发展，而非工业社会的对立面。因此，面向工业社会的局部知识在风险社会并非全无用处，而可以为理解风险社会提供帮助。例如，灾害社会学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灾后的社会响应具有突生性（emergence），未被满足的灾后需求会催生新的组织，这些灾前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