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形成的世界经济下行，以及外部对中国制造需求拉动力的减弱，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是互为影响和作用的：如果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本身是健康的，则会从经济增长下行中走出，并且会因人口规模较大而带动全球经济走出下行状态。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有其自身的因果形成机理和过程。

一 人口及其流动问题造成的“萎缩性衰退”

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促使人口增长放缓，特别是年轻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减少，而人口结构急速老龄化，消费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养老成本越来越高，对外竞争力快速下降。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先前基本得不到财产性利益的土地体制、推高地价和房价的地方土地财政，使城镇化出现了“未化先滞”问题。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国民经济“萎缩性衰退”。

首先，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总体比韩国和中国台湾明显。中国大陆2011年的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分别为1.4和0.45%，高于韩国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的1.17和0.35%，低于中国台湾高增长结束之1997年的1.7和0.95%。

中国大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高于当时韩国的7%和中国台湾的8%，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中国台湾要大11～12岁。高增长结束时，中国大陆发展水平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一半。韩国和中国台湾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美元和1.4万美元，而中国大陆2011年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只有5414美元。消费活跃和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人的劳动力短缺。

其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将会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期、儿童期、小学期、中学期等的生活和教育消费出现增长疲软和萎缩。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缩，以后这一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的问题可能是，大学教育将会过剩和萎缩；工厂会不同程度地开始过剩并倒闭；住宅刚性需求在2015年达到顶峰后回落，房地产市场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龄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人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增长以及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发展过程看，它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未真正实施。但分析相关数据，它们无一例外地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增速区间。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人口向城镇流动，其财富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居住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城镇化成为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出以下情况。

（1）城镇中的住宅供应量已经严重过剩。截至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为2.33亿～2.63亿套，加上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住宅，又有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会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66亿人口居住。

（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全国3亿名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买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城镇农民的房价收入比为10。总体上来说，农民工买不起城镇住宅。2014年，城镇居民中约有13%的家庭租房住，66%的家庭拥有1套房，21%的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重不公。

中国大陆与德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市民化的城市化”的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①土地产权不明晰和配置方式扭曲，以及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农民根本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②人口向城镇流动，实际上是“青出老回”，总体上农民并未能成为最终居住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一生中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