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总体性社会的松动，基督教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化，要理解这一变化，我们除了关注信徒数量增长外，还可以从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两方面予以探讨。本文无意对此进行全面的论述，仅试图以浙南X镇基督教为个案，探讨信徒社会行动的特征。

一 理论选择及数据来源

在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的探讨中，先行研究存在着“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倾向。低度社会化的思路认为，信徒也是纯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没有社会关系的经济人；过度社会化则将行动者视为是完全角色化了的社会人，其行为完全被社会教化所决定。此种弊端在宗教社会学中依然。

在宗教社会学对信徒社会行动的探讨中，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是低度社会化倾向的代表。^［1］其前提假设即认为“衡量潜在的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个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是选择使得他们的纯收益最大化的那些行动。”^［2］面对诸多批评，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偏好（preference）与理性选择的关系。对此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观点认为在理性选择的过程中，信徒个体的基本偏好是相对稳定的，体现为支出的经济化和收益最大化，其代表如杨纳科（Iannaccone）^［3］；另一种观点认为偏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它还受到诸多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代表如谢卡特（Sherkat）^［4］等。

过度社会化研究多是探究宗教伦理与信徒行动间的相关性。这种研究更多是围绕“应然”议题而论，将信徒视为宗教伦理的被动载体，是一个完全的“宗教人”，忽视了信徒内化宗教伦理的复杂性，即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复杂存在。对此，我们认为，宗教伦理可结构化为观念层面上的教义伦理，组织层面上的制度伦理以及信徒层面上的实践伦理。在现实生活中，教义伦理、制度伦理和实践伦理间并非完全吻合。除了宗教因素外，在个体层面，信徒作为一个并非生活在宗教真空的社会人，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不是唯一的宗教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庞大的角色丛，而且在有些场所还会出现角色失调和角色冲突。

笔者认为，对信徒行为方式的了解必须参考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尽管我们也承认信徒也是理性人，但由于所处网络的不同以及网络对个体限制程度的差异，使得个体的行为之间也会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而不同。但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网并不必然一致，后者更不具有决定性，因为其中还涉及认同。按照斯特赖克（Stryker）的观点，认同是连接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的关键因素，认同是通过互动建构的，同时也是行动的积极创造者。但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人，信徒在不同宗教或世俗社会网络中的自我认同也是一个复杂的层级体系，有着诸多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认同。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考虑认同凸显（identities salience）。^［5］在某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何种认同在整个认同位阶中更重要，而它决定着行动的特征，这种认同位阶直接表现为“资本结构”的位阶，信徒在行动时，至少可能会面临着4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各资本对于行动者重要与否的等级性直接决定着信徒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同时，在此过程中，行为方式在有些时候还可能受到“资本机会”的影响，资本机会即行动者对在场资本利用的机会程度。也就是说，即便是认同凸显中某一认同位阶最高，但在此网络结构中无法运用，其行动可能表现为另一种方式。同时，这一过程也可逆，其行动模式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认同凸显，而强化了的认同凸显会在社会网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认同凸显是否是宗教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徒的宗教性，既包括他个人的宗教虔诚度，也包括他嵌入宗教网络的程度。

基于此，本文将信徒的社会行为分为私域和公域两种社会网络进行探讨，前者包括家庭生活行为与择友交往行为；后者涉及一般的经济生活的行为以及政治生活的行为等。

X镇位于浙江省南部，国土面积约6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万。在改革开放以前，有许多家庭没解决温饱问题。自1978年以后，镇区内经济全面好转，私营经济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以非农业为主导的工、农、商贸综合产业结构的现代农村城镇经济格局。X镇的宗教氛围亦较浓厚，主要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4种建制宗教，尤以基督教信众为最。基督教大约是清朝同治年间传入当地，据2006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