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在平静中孕育规范的一年。从2008年起，中国的社会救助和公益慈善事业就已开始加速转型，其后更是一日千里。中国的社会救助和公益慈善事业大踏步地从以往的感性公益和计划慈善逐步转变为理性公益和公民慈善。2013年，这一转型的方向基本形成，^[1]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相一致。但是，这种快速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混乱甚至是腐败的情况，政府的管理也常常表现得相对滞后。这些使得无论是政府，还是慈善界自身，在2014年都开始对公益慈善事业进行调整和规范。

这种规范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开始筹划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以规范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民间公益的自律和对契约精神的提倡。这种规范从地方经验的探索逐步上升到法治层面的讨论，贯穿于整个2014年。它促进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但其中一些过度的规范措施也限制了民间公益的良性互动。我们的发展报告将立足于2014年公益慈善领域的重大事件，结合我们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力图揭示出2014年的这种规范对未来五年内慈善事业转型方向所产生的十个重要影响。

一 中国慈善事业体制将逐渐从行政模式转为市场模式，慈善市场将起到配置慈善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公益市场化成为现有体制下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不仅仅是针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慈善事业而言，市场机制也应该逐步起到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这一慈善市场不同于经济市场，它不以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主要考虑慈善捐赠方、服务提供者以及受助对象三者之间如何形成慈善资源的有效对接机制和法治规则。在最近的两年中，我们看到计划慈善的领域逐步缩小，而一个自发的慈善市场正在迅速蓬勃地发展。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于2014年4月在《中国慈善家》发表的《公益市场化刍议》^[3]一文是民间对于公益慈善市场化最重要的一篇倡导文章。这篇文章从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市场规则和市场营销四个方面阐述了公益市场化的主要内容，更提出以市场化挑战公益行政化。文章延续了公益慈善领域另一个意见领袖何道峰先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市场化”的主张，将市场化看作解决当前公益慈善领域行政化问题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徐永光的“以市场化挑战行政化”的命题可能是2014年中国公益慈善界最重要的命题。在2014年，这一市场化的趋势悄然兴起，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2014年9月的深圳慈展会。在大会上，由深圳残友集团创办人郑卫宁和徐永光先生大力倡导，国内17家关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投资机构联合发起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其目的在于整合资源以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与此同时，友成基金会、华民基金会等多家机构也发起建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作为投资领域的社会创新，这一联盟试图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投资模式。随着金融、技术、信息、职业公益人士阶层等要素的投入，市场化思维的公益组织逐渐成为市场主体，公益市场化在2014年逐渐从萌芽期过渡到市场构建时期。这一构建过程之迅速既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在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它不但能够激发许多企业精英人士投身公益事业的热情，施展他们从经济市场中历练出来的才华，而且也比较容易得到政府的包容。

民间的活跃也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倾斜。2014年10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优先发展具有扶贫济困功能的慈善组织。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可通过公益创投等方式，为初创期慈善组织提供支持。^[4]这是国务院首提支持“公益创投”，慈善金融也受到了鼓励。此后，各地政府、公益组织和企业都掀起公益创投的热潮，公益创投成为备受关注的投资新思维。国务院于2014年12月份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则再次确定了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5]高层的关注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慈善投资领域创新和慈善事业发展的鼓励和规范。在未来五年，借着公益创投的理念，预计政府会进一步卷入公益市场化的大潮之中。

二 慈善事业的民间化、组织化和专业化将成为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