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电影保险的必要性

保险是检验电影市场运作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保险公司的存在能够保证电影投资者与电影制片人之间的信息对称，以便预见、管理、规避或转移电影项目在策划、立项、融资、制作、发行、后产品开发过程中的风险。可以说，针对电影的保险是电影产业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

在美国，保险介入商业电影制作领域已经常态化。在美国本土的特定州县及其街道、交通系统、博物馆等特定地点进行拍摄，制片方需要首先获得拍摄许可，而发放拍摄许可的管理部门（包括拍摄地点业主、设备租赁公司、当地政府等）往往要求摄制方提供正式规范的保险单。比如在纽约城区拍摄前，拍摄者需向管理电影、戏剧及广播的市长办公室提交保险单原件，原件上需由保险经纪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亲笔签名。在迈阿密的一般地点进行影片拍摄，需要出具价值100万美元的综合责任险保单；而在迈阿密城市海滩拍摄时，则要求在提供100万美元综合责任险保单的基础上出具损失理赔协议。如果电影项目涉及多国拍摄，如在巴黎进行拍摄活动，美国的制片方除需要向巴黎电影办公室提交意向书、电影梗概、剧本、拍摄日程、申请表等文件外，还需要提供综合保险单。一旦拍摄所在地的公共建筑、街道、设施出现毁坏或对公众人身造成伤害，由此导致拍摄中断或取消和超期超预算，则制片方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可见，成熟的电影工业以及全球化的电影摄制需要保险公司深度介入电影项目，以实现摄制的顺利实施、安全运行。

21世纪以来，电影保险在中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业长期奉行计划经济体制，即文化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行政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决定电影题材和项目数量的分配，将电影投资、生产、发行、放映的指标下放给国营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国营制片厂作为投资方，其资金直接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在该体制下，主要强调如何发挥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并不重视电影的市场回报，电影制作和发行中的风险及其管理并非电影业的共识。

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非国有资本（如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并活跃在电影的制作、院线、发行各个环节，推动着中国电影产量的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银行贷款、信托基金，以及通过私募股权等灵活的投融资形式进入电影业的行业外资本（如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对电影业运作的影响日益扩大，金融业与电影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10年3月，文化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九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2011年初，保监会又联合文化部专门下发通知，圈定三家保险公司参与试点经营，并列明支持文化产业试点的11个险种。政策驱动从保证保险方面鼓励并实现电影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从投资风险看，电影投资属于高风险投资。随着市场趋于理性，电影项目投资方对回报的关切也日益强烈。然而，虽然产量和市场规模逐年上升，中国电影市场的主要收益渠道仍然是院线票房，产能过剩、市场消费行为的不确定性、盗版和后银幕市场开发的不足使得电影经营存在很大的风险。即使电影项目成功制作完成、实现院线上映，出品方也只能获得43%左右的分成，投资人仍然面对增值窗口无法获利等方面的经营性风险。

比如，2009年，耗费1.5亿元制作的《赤壁（下）》，尽管其票房达到2.8亿元，其投资回报率却是-20%，出品方博纳影业等公司不赚反亏；同年，成本2亿元的《花木兰》，票房却只有9518万元。据统计，2010～2014年，相当数量的影片无法实现投入的正向产出回馈，如2010～2012年，在每年票房前24位的影片中，至少9部影片投资回报率为负^[1]。

在政策推动下，财产保险公司在文化产业方面开始布局试点保险险种；金融产品倒逼电影规范，电影行业对投融资风险、生产风险、开发风险等方面的风险识别意识和管理水平比以前有所提高。2013～2014年，投资亏损的影片有大幅度减少，回报率超过100%的影片占票房前24位影片中至少67%的比例，相比五年前有很大增长。可以说，中国电影业已经发展到理性管理、规避或转移电影项目风险的阶段，识别电影风险并通过保险来控制、降低和转移风险越来越成为业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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