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上任之初即把社会治安问题作为首要调研专题，并指出，给市民安全感是实现“两个适宜”的重要基准线；在社会治安问题上不作为，就是对群众利益的最大冷漠，就是最大的失职，就不配做人民的公仆。在市委、市政府的有力领导和高度重视下，社会治安近两年出现了明显好转的趋势。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07年11月进行的调查，反映了这一现状。

调查发现：违法犯罪显著下降；市民对治安状况的评价出现质的变化；公众安全感^[1]显著上升；市民对警方工作评价持续升高。社会治安呈现新的局面，这是政府加大投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果，也是警方工作机制和模式转换的结果。

回顾近六年历程，调查数据显示，社会治安在社情民意方面发生了较大起伏和变迁：违法犯罪从爆炸式增长、公开化作案转为得到有效压制；市民安全感与治安评价从相矛盾到逐步趋向一致；市民对警方工作评价与对治安评价从矛盾逐步趋向一致。

本次调查发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值得注意：违法犯罪总量还比较大，伤害面依然不容低估；部分评价仍处于低位，夜晚和僻静马路有待归还市民。治安改善还有很大空间，市民期望政府继续采取措施，深化建设平安广州。

一 社会治安的社情变化

（一）违法犯罪总量从爆炸式增长到得到有效压制

2002年，受访市民遭受违法犯罪侵害的次数相对较低。2003年，受侵害次数比2002年猛增82.5%，违法犯罪呈爆炸式增长；2004年较上年继续猛增65.8%。

2005年，受侵害程度达至近年高峰，但增长速度开始显著放缓，爆炸式增长得到遏制。

2006年以来，违法犯罪爆炸式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压制，受侵害次数较2005年下降了21.4%。2007年继续下降15.5%，治安形势明显好转（见表1、图1）。

表1 受访市民受侵害次数较上年增长情况

图1 受访市民受侵害情况走势图（以2002年为基数）

需要说明的是，本项调查根据的是市民人身财产是否受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事实，与公安部门“刑事立案”、“治安立案”、“不予立案”的标准不同，因而总量会有差异。由于案发后，当事人出于损失很小、怕麻烦或认为破案无望等原因，出现不报案现象，导致隐性案件的存在，因而，本项调查中的受侵害状况和公安部门的报案状况是有区别的。很显然，市民一旦遭遇违法犯罪的侵害，不论是否有损失，也不论是刑事立案、治安立案或立案与否、报案与否，都会直接影响本人以及周围人对社会治安的评价。

（二）违法犯罪从公开化到重新走向隐蔽

2003～2005年，违法犯罪活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白天，合计超过总体的六成，个别年份超过七成；违法犯罪活动的地点，集中在繁华路段、公交车上、公交车站、商场等主要公开场所，这些侵害事件合计超过总体的五成五，违法犯罪表现出公开化的特点。

2006年以来，违法犯罪发生在白天的比例分别下降到53.3%和52.0%（2007年），低于总体的六成；发生在繁华路段、公交车上、公交车站、商场等的侵害事件合计分别占总体的41.7%和45.0%，低于五成，违法犯罪公开化得到明显抑制（见图2、图3）。

图2 发生在白天的案件合计占该年违法犯罪数量的比例

图3 发生在繁华路段、商场、公交车上和公交车站的案件合计占该年违法犯罪数量的比例

图4 “扒窃”和“盗窃”案合计占受侵害类型总体的比例

（三）违法犯罪持续以小型侵财为主

历次调查发现，2002～2007年，受访当事人在遭受侵害的类型中，“扒窃”和“盗窃”二者合计占总体的比例，除2006年为53.2%之外，其余各年均在六成以上（见图4）；受访当事人在遭受损失的构成中，“随身钱财”、“手机”、“自行车”、“项链或首饰”等合计占总体的比例在60%～81%之间（见图5）。由此可以看出，受访当事人遭受的违法犯罪侵害以小型侵财案为主。

图5 “随身钱财”、“手机”、“自行车”、“项链或首饰”等合计占受侵害损失总体的比例

过去六年，违法犯罪发案经历了从爆炸式增长到有效压制，从公开化到重新走向隐蔽的过程，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控制的转型：2003年以来，社会控制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国家大力推进保障公民权利的各项制度建设，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开展治理超期羁押专项工作等，公民在获得了更多的人权保障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