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受邀来到卧龙学术讲坛，今天我将向大家阐述一下关于“民生团事件”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论证一下“民生团事件”问题形成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同时，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该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历史教训。

序言

20世纪30年代“民生团事件”最为典型地反映和体现着延边地区抗日革命斗争的特殊性。自1932年10月至1936年2月的三年四个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东满（现延边）特委在党团组织和抗日游击区内部以朝鲜民族革命同志为对象所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怀疑排斥和逮捕审查数千人，其中错杀五百余名革命干部和群众骨干（原吉林省第一任省长周保中同志和朝鲜金日成主席曾说有两千余名被错杀）。

这一错误的反“民生团”斗争，无情打击了东满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的热情，严重破坏了中朝人民抗日联合战线，几乎断送了东满抗日革命运动。这一事件不仅给中国朝鲜族留下了深刻的历史伤痕，而且给中朝两党、两国关系也留下了一个敏感而复杂的历史难题。正如原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参加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东北组组长韩光同志于1984年所讲的一样，“民生团事件”是一个“特殊事件”，是“东北地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悬案。解决好这个悬案，有利于增强我们内部的民族团结，而且对增强中朝两国、两党的团结，也有积极的作用”。

“民生团事件”与1930年12月在中央苏区发生的“富田事件”（又称“AB团事件”）颇有相似之处。尽管“民生团事件”与“AB团事件”相比较，其地域范围和规模较小，但其影响却不小。其原因是，这一事件发生在朝鲜民族聚居地——延边地区，又直接关系到中朝日三国和朝鲜金日成主席的抗日革命斗争历史。因此，在国外史学界关于“民生团事件”的论著颇多。1999年，甚至在美国也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被伤害的民族主义——1930年代在间岛发生的“民生团事件”与金日成》的博士学位论文。

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现况而言，朝鲜国内研究得最多。几十年来，朝鲜结合树立“主体思想”的需要，在有关金日成主席抗日武装斗争史的大量的宣传资料、小说和电影等，都提到“民生团事件”。金日成主席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用大量篇幅大谈特谈这一事件。朝鲜全民都知道“民生团事件”，认为这一事件是由日帝的民族离间阴谋、中共党的“左”倾错误路线、一部分朝鲜民族干部的“事大宗派主义”和中共党一些干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上愚昧的民族排他主义”“左倾排他主义”等原因所造成的。

在韩国和日本史学界凡是有关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和金日成主席历史的论著，都无不谈到“民生团事件”。其大部分认为，该事件主要是由中共党内的中朝民族矛盾所造成的，有些甚至将此认定为中共党利用和打击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者的民族迫害事件。不可否认，有些人以被误解的或片面的历史认识和偏见，任意歪曲和诬蔑中共党的革命历史和民族政策。

长期以来，在国内史学界里“民生团”问题是一个不可涉足的禁区。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延边州委根据党中央的“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指示精神，重新调查核实“民生团事件”，完全确定其为“冤假错案”，实事求是地给不少被害人平反昭雪，并追认为抗日革命烈士。从此，开始出现一些有关“民生团事件”的文章，但其绝大多数仅局限于英雄人物的评价范围。至今为止，我国国内只出版了一部有关专著（《东满抗日革命斗争特殊性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民生团事件”为中心》，61万字，朝鲜文，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年2月）。

笔者认为，现在再没有必要回避或掩盖这一历史问题。“民生团事件”是根本不可能掩盖，也不应该回避的。从学术研究角度上全面而深刻地分析“民生团事件”这一历史冤案问题，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增强国内民族大团结。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民生团事件”是压在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心理上的一个历史阴影。尽管在政治上已得到平反昭雪，但朝鲜族大都不甚清楚其事件的来龙去脉，因而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多有余悸。对于“民生团事件”，朝鲜民族确有历史的被害意识，而没有认清其客观必然性和朝鲜民族自身的历史问题。另外，其他民族则只认识其客观必然性与朝鲜民族自身的历史问题，而没有认清其历史上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