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依附论为主要理论框架，依附论是本书的脊柱和理论主线，就如人之中枢神经。为此，下文将先对依附论的研究现状、发展脉络及理论内涵做一简要阐述与分析。

一 依附论：解读、背离与再构

一般来说，依附论（의부론，Theory of Dependence，Dependency Theory）的核心理论假设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一种“中心—边缘”或“宗主—卫星”式的依附关系，这一依附关系的基本动力是殖民主义与不平等交换，即中心地带先以殖民主义侵入或控制边缘地带，进而依靠政治不平等现象通过援助关系、贸易、不平等交换、跨国公司、国外投资等一系列途径，聚敛财富，无偿占有和剥削边缘地带的经济，造成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经济依附与政治依附，进而造成边缘地带的不发达与贫困，而不发达与贫困进一步强化了边缘对中心的依附，依附与不发达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最终致使中心与边缘处于不平等的两极。^[1]即边缘地带不发达的根源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于这一体系所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依附论者多主张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制定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反对全盘西化，批判现代化理论。^[2]

从目前依附论的理论内涵来看，依附论多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某些历史事实，特别是李承晚领导的独立运动存在些许背离。为了使理论与史实更加吻合，本书在对二战时期国际体系特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依附论延伸界定为强制性依附论（강제성 의부론，Imposed Dependency Theory）与自主性依附论（자주성 의부론，Autonomous Dependency Theory），又可称之为外力依附论与内力依附论。若此，依附论将不再仅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是有所超越。

1.强制性依附论：现状与局限

当前学界对依附论的内涵界定当属于强制性依附论的范畴，之所以如此定位，需简单梳理一下依附论的研究现状与主要假定。依附论是新马克思主义中最为辉煌的一个分支，其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它发源于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经委会主义，酝酿于20世纪50年代，成型于60年代，鼎盛和分化于70年代，转型于80年代，并逐渐发展与成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主要流派之一，即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和依附理论。^[3]美国学者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开启了依附论的先河，其代表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成就了他“依附论之父”的美誉。巴兰提出“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的概念，并用之分析三大经济体系——不发达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他指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是经济剩余的规模及其利用方式，不发达经济体内各阶层都不关心生产，导致其潜在经济剩余低，而统治阶层又将经济剩余挥霍浪费，或以援助关系、国外投资和贸易的形式转移到发达经济体，造成不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更加缓慢。这源于不发达经济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发达经济体的“单向转移”式殖民政策塑造的，在不发达经济体的大量经济剩余被发达经济体掠夺的同时，造成其对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和经济依附。摆脱不发达和依附性的途径是政治独立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4]20世纪60年代，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和德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正式奠定了依附论的理论基础，使之真正跻身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丛林，且日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通常而言，依附论的主要流派有：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Neo-Dependency Theory），弗兰克的宗主—卫星论（Metropolis-satellite Theory），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脱钩自主论（De Linking Autonomous Development Theory），巴西前总统费德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的联系性依附发展论（Theory of Associated-Dependency Development），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转化论（On Transformation of Coreness-and-Peripherality），希腊学者阿吉里·艾曼纽艾尔（Arghiri Emmanuel）的不平等交换论（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巴西学者鲁伊·莫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的超级剥削论（Super-exploited Theory）和次帝国主义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Alvani Quijano）的边缘化理论，巴西学者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