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晚任临时政府大统领期间的外交活动是对其外交独立思想的修正与检验，重要而又略有成就。身为统摄临时政府的大统领，不管是否决策和参与外交活动，不管临时政府是否事前请示、事后知会，这些外交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多少有些李承晚的痕迹和影响，他均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即便是临时政府完全僭越李承晚自主地决策和主导一些外交活动，作为临时大统领的李承晚也应起着连带作用，负有连带责任。以李承晚独揽政权的君王性格，临时政府很难摆脱他而自主地制定外交策略和方针。因此，本书将李承晚任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和大统领期间由临时政府主导或参与的外交活动界定为李承晚依托于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为了便于全面了解该时期李承晚的外交实践与特点，本书将对临时政府的沉浮变迁及其与李承晚的关系做一简单归纳与梳理，以对李承晚的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有个背景上和整体上的感观与了解。

一 临时政府的沉浮变迁

临时政府自建立至解散，随着自身实力的消减及国际局势的变迁，起伏跌宕，动荡不断。大致来说，临时政府经历五个重要时期，即草创统合期（1919年3月～1919年9月）、内耗衰退期（1919年9月～1932年4月）、避难流离期（1932年4月～1940年9月）、涅槃重生期（1940年9月～1945年9月）和名亡实存期（1945年9月～1948年8月）。

1.草创统合期（1919年3月～1919年9月）

自日本侵占朝鲜半岛的野心暴露起，李氏朝鲜王室、公卿和士大夫等就已陆续展开反日活动，如闵泳焕之殉国、美国密使之派送、海牙密使之派遣、各地义兵运动之蜂起以及暗杀伊藤博文之义举等。之后，不少独立人士亡命海外，在西伯利亚、延边^[1]、上海及美洲等地开展独立活动，成立一些抗日复国组织与学校，如延边的韩族会、上海的同济社（동제사）、美洲的国民会与兴士团、吉林汪清的新兴学校与瑞甸书塾以及上海的博达学院等。^[2]朝鲜半岛独立人士一边积蓄自身力量，一边积极借助外力。借助外力抗日是相当一部分独立人士一直致力的独立策略，他们努力通过外交争取他国的政治与外交承认、经济与军事援助。例如，1917年冬，李商在、金时学（김시학）、尹致昊等人曾联系接洽德国，希望利用德国驱逐日本。但由于德国在一战中败北，这项计划随之流产。1918年秋，滞留北京的金奎植（김규식，Kim Kyu-sik，Kiusic Kimm）、金光（김광）等曾筹议去欧洲各国活动。1918年8月，申圭植、吕运亨（여운형）等在上海组成新韩青年党，随后派金奎植向巴黎和会提出准予大韩独立的请愿书，还派吕运亨赴西伯利亚的海参崴（해참위，블라디보스토크，Vladivostok，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鼓动当地的侨民参与独立运动，等等。各地的独立诉愿日益积蓄，独立活动暗流涌动。

相对于涉外活动，国内崔南善（최남선）、崔麟（최린）、玄相允（현상윤）等也紧锣密鼓地密谋在汉城宣布独立，他们制订详细计划，采取措施，以配合韩人代表在巴黎交涉大韩独立的外交活动。^[3]1919年3月1日，孙秉熙（손병희）、韩龙云（한용운）等33名宗教人士与缙绅在汉城仁寺洞的明月馆宣读《独立宣言书》（독립선언문），俗称《乙未独立宣言书》（기미독립선언서），宣布朝鲜是独立国，朝鲜人是自主民，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划时代的壮举和韩人独立运动的号角。宣言仪式完毕，孙秉熙等即派人分赴全国各地以及巴黎、美国和日本等地联络独立人士，呼应独立宣言。同时，聚集在汉城塔城公园与朝鲜半岛各地的民众闻风而起，掀起朝鲜半岛史无前例的示威游行。由于孙秉熙等设定的示威原则是“抗议而不作武力革命”，要求示威民众“行动遵守秩序，我辈所主张之态度，须光明正大”^[4]，所以各地的示威民众高呼“独立万岁”和“不用拳头动武”的口号，进行了井然有序的示威活动，类似印度圣雄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时中国驻朝鲜领事馆致外交部的电文也佐证了三一运动的这一原则和口号，称朝鲜的示威“秩序均尚好”。但是，日本对朝鲜民众的和平示威并不仁慈，而是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甚至陆海军，对朝鲜各地的示威活动进行镇压，杀害数百人。整个三一运动期间，朝鲜民众死伤1400人左右。^[5]三一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三一运动精神与世永存，激励和引领着独立人士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浪潮，标志着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

三一运动在朝鲜半岛民众心中点燃了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