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从而跃居世界第二，并且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甚至是安全领域都开始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简单宽泛的“中国威胁论”转变为一些更加客观和具体的讨论，包括中国崛起将对国际体系产生何种影响；伴随着中国崛起，国际体系的权力过渡和转移能否和平地实现；现行国际制度和规范是否会发生变化；中美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在未来权力和义务的再分配过程中能否有效地管控矛盾和分歧。^[1]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新的概念，并且不断尝试赋予这一概念以具体的内涵。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历史”。^[2]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3]2012年5月3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4]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用三点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5]

从中国近两年提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缘起和发展来看，这个概念被更多地应用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并且中美都认识到，在如何认知以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方面，两国存在较大分歧。^[6]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虽然是中国首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但在中国内部，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歧要远远超过中美之间的分歧。中国学界和政策界仅从否定性的角度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一个最低水平的共识，即普遍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大国关系，不通过发动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解决重大利益冲突；但从肯定性的角度如何界定新型大国关系，即什么国家之间建成什么样的关系才可以称之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内部的分歧十分严重。

中国国内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多元理解及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分歧，导致在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无法向外界传递较为明确的信息，即中国要构建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对中国学界的有关讨论进行梳理和评析，帮助读者理解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引发的困惑。这些问题包括：（1）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2）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内涵；（3）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条件和障碍；（4）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一 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一个新的外交理念，在外交实践中需要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象是什么，什么国家之间可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学术角度说，需要对其中的“大国”有明确的定义。对这个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就无从得知要建立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专指当今的中美关系，还是涵盖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学界的分歧很明显，外交实践也缺乏明确的指向性。对此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指称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其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之外的其他大国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其特指在崛起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发展一种新型关系，在当今时代的主体应是中美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庞中英教授支持第一种观点。他提出两个理由，一是从中国外交政策的角度考虑，如果“新型大国关系”专指中美关系，会造成双重的负面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国内有人“炒作”中国有能力超越美国，中国也这么认为则会步入“煮酒论英雄”的陷阱；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会导致其他大国或者一些中小国家误认为中国将中美关系置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上，造成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复杂化，甚至倒退。二是基于对官方文件的理解，他注意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中，使用了如下这些关键词：世界进一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