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正在走向深度全球化，“全球生存共同体”“全球知识共同体”“全球传播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体验催发人们的全球“共存”与“共享”意识，“普遍性威胁”与“生存性焦虑”的现实境遇也使得与“低政治”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成了一个备受各国重视的概念。21世纪初以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9·11”恐怖袭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日本核灾难、西亚北非的持续骚乱、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的波士顿恐怖爆炸案、斯诺登事件、美国海军司令部枪击案、巴基斯坦重大恐怖袭击案、埃博拉病毒疯狂肆虐等种种“非传统安全危机”不断造成世界新恐慌，因而人们不得不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为了明晰当前世界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现状与中国安全范式的选择，我们需要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源起和演化进行回溯，对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进行评述，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范式进行分析，以阐明“共享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探求“共享安全”作为体现中国价值又符合世界语境的安全话语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

一 “共享安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话语

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与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方式紧密相连。为了确保作为生存发展最基本条件的安全，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自者”与“他者”结合起来形成特定的共同体以应对更大范围内的“威胁”。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和平”成了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取向。在取代冷热兵器的核武器时代，大国间开始用“威慑”取代“入侵威胁”来扩军备战以形成“冷战”，在增加“确保相互摧毁”战争危险的同时也筑高了防止战争爆发的堤坝。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发展”成了人类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于是贫困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不断凸显成为人类的普遍性威胁，面对冷战以来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接踵而至，人们发现没有战争的“和平”已经不能与“安全”直接画上等号，由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的“不安全时代”^[1]正在到来，人类必须反思和寻求新的生存方式以摆脱现实的困境。

（一）“共同威胁”引发各国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

“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应理论的产生，并非是理论家们出于理论研究兴趣的“虚构”，也并非是政治家们出于政治需要的“图谋”，而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对新的普遍性威胁与生存性焦虑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化”努力，也是人类面对非常态危机所迫切需要寻求新安全方案的一种“前景化”^[2]探索。最早把非传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张蕴岭教授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是新现象，它们早就存在，如今之所以被纳入综合安全的范畴，自然有它的内在缘由。在我看来，主要是，一则它们成为具有‘集合性特征’的安全种类，也就是说形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二则它们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很大，成为必须给予极大重视的问题。”^[3]

“共同威胁”必然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和对“共享安全”的诉求。人类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源起于对“非军事问题”的关注，20世纪中叶起首先是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发展失当、贫困严重、发展难题等进入安全研究的视界，进入21世纪后更大范围内的恐怖主义问题、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信息安全问题等成为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当“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参与以及“非对称”的安全挑战开始被置于次国家、国家、跨国家以及全球的多重安全时空交叠之中，成为安全威胁的重要来源时，人类面对的安全威胁突破了传统的主权边界，安全维护方式突破了传统军事武力方式，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以外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成了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于是世界各国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考虑。

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共同威胁”及传统的安全理论与观念严重不适应等，正是促使我们思考与提出“共享安全”战略性话语的现实语境。共享安全的价值前提是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考量，寻求“共存”“共依”“共有”“共和”“共建”“共创”的方式。“共享安全”的基本内涵有：以人的生命为价值基点、以人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