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文献回顾

近年来，关于我国教育投资及其回报率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多数研究者采用宏观数据，研究表明我国教育的收益率呈现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城镇和农村比，城镇教育回报率高于农村；第二，性别差异上，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第三，时间趋势上，19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19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且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增幅远远小于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增幅；第四，教育的规模收益上，大学阶段的教育回报率高于高中之前的回报率，高中以下层次间的差异并不显著。主要研究结论的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者对中国城乡地区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结果

首先，采用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CHNS）数据1989～2009年的8轮调查结果，我们进行统计处理后发现，调查年份中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的各教育层次的失学率变化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时间趋势上，初中失学率逐年递减，但是高中阶段的失学率持续较高，2000年之后高中阶段失学率下降，但是依然处在较高水平，大学层次的失学率在2000年以后则出现大幅上升；其二，在教育层次上，农村地区高中阶段的失学率非常明显，农村户女性的高中失学率却并未表现更甚，^[1]如表2所示；其三，以社区平均水平衡量的各教育层次的平均收入水平逐年递增，依教育水平逐层递增，但是高中学历者的平均收入方差要高于初中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2]如表3所示。

表2 基于CHNS数据统计得出的各教育层次的失学率（%）

表3 基于CHNS数据统计得出的社区内各教育阶段的平均收入和方差

许多研究者发现，相对于城市来说，我国农村地区仍然处于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郭剑雄，2005），而且教育回报率与受教育程度还呈现出随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的“马太效应”（张车伟，2006）。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改善我国农村低收入家庭持续性贫困非常重要（邹薇，2005），但是相较高收入家庭，为什么低收入家庭不愿意或者无法去选择让自己的子女继续接受教育？本文试图从教育投资风险阻碍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角度，解释低收入家户持续性贫困的问题。

Sen（1981）曾经明确指出：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不够充足的食物，但是总有一些个人和群体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们由于缺乏权利很难拥有跳出贫困状态的机会，而贫困又将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获得这些权利。这两个互为因果作用的方面，使得贫困具有自我强加的持续性，它类似于一个陷阱，使得处于该陷阱中的人们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这类问题常常通过多重均衡模型进行刻画，跳出陷阱是从低均衡状态向高均衡状态转变的分水岭，然而跳向高均衡点的过程异常艰难，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区域等由于自身贫困导致缺乏初始起跳的动力，从而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

探讨差异性增长和持续性贫困的传统路径是基于初始禀赋资源、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Lucas（1988）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特别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最后是由于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因素（比如人力资本积累等）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这些研究结论最后归结于资本、储蓄以及投资等所指向的主流大道，更多强调的是经济主体的行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缺少对经济主体微观决策机制的分析。

Galor（2005）认为出现贫困陷阱，造成持续性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存在市场失灵与制度失灵，从而导致了贫困的自我强化机制，它们会阻碍穷人采纳有利于跳出陷阱的选择。其中，市场失灵的表现在于收入分配缺陷、信息不完备和次佳的市场结构；制度内容包括政治体制、法律系统、社会规范和群体习俗等。制度的失灵可能直接导致贫困陷阱的产生，也可能与市场失灵相互作用导致长久的无效率状态。

Galor和Zeira（1993）通过一个两部门跨期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模型，分析了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过程。他们假定存在低工资水平的传统部门和高工资水平的现代部门，仅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