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礼仪包括婴儿出生之前及幼儿成长过程中的系列仪式活动。诞生礼仪在各类研究和记述中通常都被包含在关乎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的四大人生礼俗中，鲜有单列论说。万建中在“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民间诞生礼俗》一书中，基于文化史的梳理和各地的田野调查，分别从祈求生命孕育的生殖崇拜、怀胎、分娩、诞生、满月、周岁庆贺六个主要方面详尽地介绍了中国民间的各种诞生礼俗。^[1]在屯堡社区，宣告和庆祝诞生的“做大客”是诞生礼仪的重要内容，它被夹杂包裹在人情往来、摆酒席吃酒席的喜庆氛围中，在表达其相应的象征意义时，也具备重要的社会功能。

一 人生礼仪研究综述

人生礼仪，指为个人生命的危机或重要转折时刻而设的过渡礼仪，这些生命的重要关口通常是指出生、成年、结婚、死亡几个时刻，人们认为这些时刻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才能安全过渡。过渡礼仪是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在其著名的《过渡礼仪》（The Rites of Passage）一书中提出的，主要用来指与人生转折或社会转换有关的仪式，即个人或社会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换过程中所相应伴随的典礼。范热内普将通过礼仪分为三个主要过程：与原有的社会关系脱离和隔绝的阶段，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中间阶段，与新的社会关系结合为一体的重合阶段。他认为，在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普遍存在如过渡礼仪所展示的那样的过程和状态，他尤其注意挖掘仪式的内在结构模式，并注重这一模式与社会生活的普遍联系及其功能。^[2]

人生礼仪是世界各地习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范热内普之后，英国民俗学家博尔尼（Char Lotte Sophia Burne）在其《民俗学手册》中对范热内普的理论进行介绍，并根据范热内普对仪式进程“分离—阈限—重合”三分的方法，对分娩、成年、婚礼和丧葬礼等人生礼仪进行了在她那个时代看来显得与众不同的描述。^[3]西方学者对人生礼仪的研究显示出两个主要方向，人生礼仪的社会功能不断得到深入阐释，与此同时，人生礼仪成为人类学仪式研究中的经典概念，埃德蒙·R.利奇（Edmund R.Leach）、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人类学家对仪式、象征及其相关的社会分类与文化秩序的研究，都与这一概念有直接或间接关联并不断持续推进。

马林诺夫斯基考察了原始人的“生命过程”，对其“成年礼”和“丧礼”进行了精到的社会文化功能剖析。原始社会成年礼的主要作用在于表现“原始社会里面传统的无上势力与价值；深深地将此等势力与价值印在每代的心目中，并且极其有效地传延部落的风俗信仰，以使传统不失，团体固结”。而在死亡时举行的人生礼仪，则有助于人类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和由死亡带来的群体瓦解的威胁，它“使个人精神得到完整”而且使社会得以保全。^[4]

特纳研究了恩登布人与死亡和青春期有关的生命危机仪式（life-crisis rituals），认为在这些生命的转折时刻中，典礼不仅以其所围绕的个体为中心，同时还表明与个体相联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这些联结方式有血缘、婚姻、金钱、政治控制以及许多其他仪式，就像一个恩登布女人生下第一个男孩的时候，她从年轻的妻子转变成母亲时，她所在的社会也经历了变化：意味着她给作为部落头人的兄弟带来了一个继承人，使她的丈夫成为父亲，她的母亲成为祖母，相应地，与这些新关系相联系的地位和行为也都发生了变化。“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我们都彼此关联。我们自己的‘重要时刻’，也同样是他人的‘重要时刻’。”通过相应的仪式，人们得以重新适应个人和社会的转化，从而利于社会整合。^[5]

此外，特纳对范·根纳普过渡礼仪的三阶段结构进行的扩展也广为人知。范·根纳普的结构包括一个前中介阶段（分离）、一个中介阶段（转型）与一个后中介阶段（重新整合）。特纳注意到，在中介状态，两个阶段间的过渡状态，个人处在“模棱两可”状态：他们不属于他们先前所处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尚未被重新整合进入该社会。中介状态是一个中间过渡阶段，一个模棱两可的时期，其特色是谦卑、隐居、测试、性别模糊与集体中介性（communitas）。为此，他区分出“阈限”（liminal）和“近阈限”（liminoid）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前者指“在依靠仪式性分离才得以延续的群体中，仪式的操作方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