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2013年7月，我们出版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一书。自那以来，旨在创建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改革突飞猛进。今年，我们结合新的情况，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增长新模式。中国希望通过转型，实现由中等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变。本书对新模式成功转变和运作所必需的改革给出了定义并进行了探讨，描述了成功之路上的诸多阻拦，分析了未能平稳“跨栏”时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辨析了中国在调结构、促民生进程中的诸多良机。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市场化改革计划。2014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划了在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四个方面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的政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扩大消费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居民和非熟练城市工人的收入；减轻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和全球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以便加快进程，最终实施一种增长新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1年间，中国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迅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1978年时，中国物质匮乏，超过半数的中国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到2011年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告别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短缺的年代，过上了小康生活，更好地享受着现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与此同时，在旧的增长模式下，产能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中的很大部分又重新变成投资，成为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新增量。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快速扩大，但实际工资并无相应增长。新增收入过于集中在国家和私营企业家手中，扭曲了收入分配，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驱动，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又过于依赖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并由此产生对于能源和金属的需求暴涨，从而对中国和世界的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在2014年出版的那本书中，我们曾经在导论一章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增长旧模式问题重重，需要检讨。自2005年前后以来，中国人口转型与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互相交织，劳动力日益稀缺和昂贵。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进入转折期，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增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一年左右的经济紧缩也至此结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务之急，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成为优先课题，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也因此而推迟；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全年，通过进行财政和货币刺激，旧的增长模式得以暂时增强。2010年开始的经济增长让中国重拾信心，为深入讨论改革大计、形成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早期共识创造了条件。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中，可以发现增长新模式的各种构成要素。

2012年以来，改革继续深入前行，且更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决定加大改革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中国在改革金融和劳动力市场领域、融入国际经济、利用财政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高级官员进行反腐败调查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上述部分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构成复杂的经济体来讲，某些变化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增长已如预期有所放缓，年增长率从1992～2011年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旧模式的10%下降到2012年时的7%～8%，经济增长出现了由超高速增长向增长新常态的转型。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开始，但巨大投资在支出方面所占份额在目前已经有所遏制。维持巨大投资与放缓经济增速意味着生产力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要把增长率维持在7%～8%，则必须通过改革，扭转生产率下降趋势。内需如期扩大，但来自消费增长的内需扩大比重不高；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增长迅速，对缩小城乡差距有所贡献，但迄今收效甚微；如期实现了在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上的减排要求，对环境产生的有害排放显著减少。在环境方面，中国已经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挑战都堪称巨大，使得它在2015年制定减少煤炭使用、降低能源消耗策略时必须有更为宏伟的目标。

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更有必要进行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以实现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