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全球经济史表明，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可以持续实现20年的高速增长，能够达到25年高速增长的国家更少，而保持高速增长达到35年的国家就更不多了。但这样的经济奇迹在中国已经得到实现。是什么根本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地高增长？其实亦如激励世界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从不同角度思考“各国增长率为什么不同”的命题一样，“中国长期增长的基础是什么”这一命题同样在激励人们思索和探究。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肯定，从长期看，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必然遵循比较优势法则，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问题在于，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有的比较优势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从各国增长史和比较优势演化逻辑看，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未来增长必须依托比较优势来源、结构和质量的变化与升级，从而支撑中国完成经济增长转型的历史任务。这实质上就是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问题。而依靠比较优势动态化、防止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化，对中国至关重要。

第一节 后发优势与技术赶超

一 认识后发优势与赶超的增长潜力

早期经济学家的很多著作和论文中蕴含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思想，但是更直接明确的表述来自格申克龙（Gerschenkron）著名的《用历史观点看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文中。格申克龙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的存在，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实现经济的赶超，引进技术是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进而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但是格申克龙的理论贡献并不限于他提出“后发优势”的概念和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问题，还在于他的论点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问题研究的兴趣与热情。格申克龙用19世纪期间相对落后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和俄罗斯等通过引入鼓励投资和技术采用的经济制度迅速赶上当时较发达的经济体的事例，论证了“赶超”的历史和现实可能性。其实，可以从很多国家工业转型历史中发现“赶超”的依据，如在对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分析以及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中都可以找到来源。可以说，后发优势的命题为赶超理论奠定了分析的出发点，技术吸收与模仿在其中成为关键的变量。

后发优势理论的确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战略极大的理论支持，因为其可以利用在别处已形成的知识存量，所以后发国家有可能比领先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但是，从反直觉的角度看，“赶超假设”暗示着一个国家对技术发展支持的越多，它赶超的速度可能越快。“领先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生产力缺口越大，落后国家生产力增长的潜力就越大；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二者之间的技术和生产力缺口越大，落后国家生产力增长的速度也就越快。如果他们最初是落后的，他们将趋向于赶超的更快。”^[1]换句话说，国家之间的经济缺口也能被看作对能够被后发国家利用的大量技术机遇的测度，一国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为其之后快速领先创造了一种潜能。更确切地说，从长期来看，许多国家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与其最初的生产率水平成反比。于是，赶超也成为一个自我收敛的过程，因为当后发国家的生产率水平与先行发达国家逐渐趋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能也就逐渐趋弱了。

赶超理论假说的核心论点十分简单，但“二战”以后的经济史部分地证明了赶超理论的阶段合理性。而且，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相似的现象：生产增长率随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加而递减。一些工业化国家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经历已证实了这一假说，同样显示了生产率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即增长收敛的存在性。但是，趋同率却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趋同趋势表现最明显，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普遍开始趋缓；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同时，一般的收敛过程还伴随着生产率等级水平在各国之间频繁的交次更替，这再次凸显了关于生产率领导地位及其转换的历史难题。

以后发优势假说为出发点的赶超理论显然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即没有把赶超过程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因素纳入分析之中，这样赶超理论不可能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