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欧债危机相继袭来，在全球经济环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集体进入恐慌期的2011年，澳门的发展势头却依然强劲。

2010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2173.2亿元（澳门元，下同），实际增长率为26.2%；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为408113元（约51000美元），再次名列亚洲榜首。2011年上半年澳门经济按年实际上升22.9%^[1]。2010年，澳门的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和财政盈余积累分别达到796.4亿元、377.6亿元和418.8亿元，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分别增长38.2%、11.2%和75.8%，财政盈余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65%提升至2010年的19.3%，用作应对经济风险的财政资源更为丰富。博彩税收入也大幅增长55.3%，拉动公共收入再创新高^[2]。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超速积累的同时，澳门失业率控制在较低水平，2011年第三季度更降至2.6%，为回归祖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得益于赌权开放和内地“自由行”政策的持续推行，澳门在回归的第二个10年持续超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危机阴霾笼罩全球的环境中，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引人瞩目的地区之一，其受关注程度已经疾赶香港。在高增长、高税收的背景下，以崔世安为行政长官的第三届特区政府在走马上任之际就顺应规律、顺应民意，确立了关怀民生这一施政主旋律。除了继续实施多项经济补助、成果分享和税费减免措施外，面对通胀压力，特区政府还在整合原有福利政策的基础上，推出了过百亿元的扶助弱势、关顾民生的系列措施，让更多有需要的居民受惠于特区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2012年施政报告中，崔特首提出将“推动经济适度多元，提高民生综合水平”作为特区政府未来一年施政的宗旨，承诺在继续实施多项经济补助、成果分享和税费减免措施的同时，推动长者的医疗、住房、退休保障等方面的综合研究，逐步建立系统性养老保障机制，以应对社会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还建议在2012年再次调升最低维生指数金额至3200元，以及向有困难家庭发放经济援助金等。据估计，特区政府实施上述经济补贴和成果分享将支出约85.7亿元；各项税费减免措施会使特区政府少收税费约14.7亿元。

澳门以旅游休闲博彩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攀升至92.6%^[3]，可以说，在高税收特种行业的强力支撑下，澳门正迈向一个“高增长、高福利、高收入”的社会形态。然而，随着《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落实，以及《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澳门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将更加紧密，澳门面临着从一个相对隔离的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色小城”，跃升为类似于香港、具备区域乃至国际影响力的都会城市的新挑战。

以崔世安为行政长官的第三届特区政府在第三份施政报告中强调了“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任务，这是继前两份施政报告强调“阳光政府”和“科学决策”两大施政理念后，从提升澳门区域影响力、辐射力角度提出的新要求。国家“十二五”规划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为澳门提供了重大机遇，特区政府如何利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地位，主动融入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和特区的共同发展，这是澳门特区在“高增长、高福利、高收入”的光环下亟须应对的内与外的问题。然而，在积极投身区域发展竞争过程中，“高增长、高福利、高收入”掩盖下的内部矛盾容易被激发，尤其是在法制体系不健全、产业结构过度单一、人力资源匮乏、主流文化消退等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澳门被以服务业为主体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拽”入了全新的区域竞争体系，尽管尚不能称之为“揠苗助长”，但是，澳门有必要反思是否做好充分准备。其中，历史发展形成的独特的澳门文化底蕴，就恰恰经历着新一轮区域融合发展的消磨；能否继续保持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或是在中国主流文化的冲击下被完全同化，这不仅体现澳门文化作为一个历史名城和地区特色的存在，更反映澳门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在特异性和同化融合之间的抉择。

一 澳门文化底蕴的形成过程

作为西方文明冲击而成的中华文明圈内两个传统的“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澳门和香港这两个经济发展体量不等、支柱产业不同、城市风格各异的区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