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2002年2月18日，是澳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澳门社会酝酿多年的赌牌招标竞投，正式揭盖。来自本地、香港和美国的三家博彩公司，获得博彩经营权。史称“赌权开放”。赌权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为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推动了博彩业乃至整个澳门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为澳门社会的繁荣稳定以及“一国两制”战略在澳门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一 赌权开放的历史前提

澳门于19世纪40年代实现赌业合法化，其“赌城”的名声，已名扬世界百年，是世界赌林中的“老资格”。开赌之初的澳门赌业，是一个缺乏政府监管而“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1]。1872年港英政府实施禁赌令^[2]，为澳门赌业腾出了市场，从此，香港成了澳门赌业的主客源地，养育了澳门赌业100年，直至赌权开放。

散乱无序的赌摊市场，在澳葡政府及民间强势人物的主导下逐渐整合，于1930年，组成豪兴公司，从政府获批专营权。澳门赌业从此由竞争走向专营，从混乱走向有序，澳门的“赌王”时代开始。1937年，第二代赌王傅老榕、高克宁组成的泰兴公司取得专营权。1961年，第三代赌王何鸿燊、叶汉等组成的澳门娱乐有限公司（澳娱，STDM）从泰兴公司手中夺得博彩专营权，澳娱公司存在至今^[3]。

与澳门赌业步入赌王制的同时，美国内华达州也于20世纪30年代初实现了赌场合法化^[4]。中西赌业间在游戏种类与经营方式上开始逐渐联系交流，互通有无。澳门赌场中逐渐引进了西方的百家乐、二十一点、五张牌、轮盘赌等游戏方式。中国的牌九、番摊也出现在欧美的赌场里。交流的结果之一，即澳门赌场中，番摊退出主流地位，而让位于西式百家乐。

赌王制伊始，实行的是专营公司包税制，即承批商按合同每年向政府缴纳一种类似于“执照费”的定额赌税。随着赌业收入的迅速增长，包税制渐显弊端，政府遂于1982年始，改行按博彩毛收入（casino win）征收比例税的新税制。起始税率为25%，后来逐渐增加，直到现在的35%。收入税制的实行，使得博彩监管工作大大复杂化，专职的博彩监管机构遂应需而生。实行收入税制后，政府的赌税收入大大增加，从而导致赌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引擎和支柱角色日益明显。

实行收入税制后不久，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娱公司受中国内地各类经济承包制的启发，把传统上的泥码制、迭码制等综合起来，发明了贵宾厅承包制。从此，澳门赌业分成两个系统，“中场”与“贵宾厅”。后者所占市场份额的比重很快超过前者，占据了澳门赌业的主导地位。贵宾厅承包制在国际上并无先例，是澳门博彩业界自己的制度创新，形成澳门博彩业在世界上的一大特色^[5]。

在改行收入税制的同时，1982年5月29日，澳葡政府通过了第6/82/M号《核准在本地区经营幸运博彩之批给的法律制度》，其中第五条第三款中规定：“以特别准照制度的批给，最高数额为四个。”4年以后的1986年第10/86/M号 《修正五月二十九日第法律6/82/M号法律若干条文》的法律中，对1982年的第6/82/M号法律中关于准照发放的数量规定，在第五条第二款中作了修改：“按照特别准照制度批给的最多数目为三个。”四改三，略作调整。赌权开放的法律依据，早在20年前就已经具备了。

回归前，中央政府在制订澳门《基本法》时，为保证澳门经济在回归后的持续发展，专门针对澳门的传统产业特色，在第118条中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业的政策。”另外，《基本法》第145条还规定：“根据澳门原有法律取得效力的文件、证件、契约及其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在不抵触本法的前提下继续有效，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承认和保护。”这就保证了上述1982年和1986年通过的有关博彩专营权和赌牌数量的法律，回归后继续有效。在此基础上，回归后的澳门特区政府于2001年通过了第16/2001号《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经营娱乐场幸运博彩之批给至多为三个。”赌权开放的法律准备工作，至此圆满结束。

澳门准备迎接回归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内地学者开始访问澳门和研究澳门，澳门社会也就回归后澳门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向之“虚心请教”。博彩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是这些“社会科学家”们当时给澳门开出的诸多药方中的最著名的一个。“专家学者”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