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历史地位

回归祖国以后，特别是2002年赌权开放以来，澳门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政府库房充裕，不仅为特区的发展建设及改善民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而且使教育文化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各高等教育机构在积极推动改革以提升教育素质的同时，广纳人才开展科研活动，甚至一些民间学术团体亦制订不同的研究计划，对澳门历史、文化、社会、法律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一向沉寂的中西文化研究领域，亦出现新的契机，形成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热潮。

澳门作为中国近代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从明末以来在西学东渐及东学西传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谈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重要性时曾说过：“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1]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学界对于澳门在历史上的这一作用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正如季羡林所说：“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1]他进一步确认：“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1]

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在谈到中西文化交流现象时，亦对澳门的作用予以肯定，并把对该领域的研究纳入“澳门学”的范畴高度来认识。他在《澳门学刍议》一文中说：“四百余年来，这一小小半岛与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关系，不仅形成灿烂、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其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亦曾被称之为‘亚洲第五条小龙’。袖珍型的土地，国际化的城市，其中有多少奥秘，有多少课题需要我们去发掘、探索、研究、总结，其可供研究之内涵无法估量。”^[2]

明代以前，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交流只能通过陆路。但由于陆路交通的限制，无论是汉使西入中亚，还是欧人沿丝绸之路东来，从时间上看周期太长，从空间上看范围有限，虽然日积月累的交流亦有效果，但始终不能使中国人全面地认识世界，更无从了解大洋彼岸的文化生态。

1557年葡人东来并在澳门定居，客观上打通了中国了解世界的海上通道，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从此为中西文化交流翻开了新的一页。明清之际，闭关锁国，而澳门孤悬海上，自然成为中华帝国联系西方世界的唯一而又狭窄的通道，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独木桥。澳门的这种唯一性决定了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西风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在四个多世纪时间里以极高的密度和流量在此唯一津梁上传递扩散，使澳门成为近代中国在科技、军事、文化、经济、贸易甚至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接轨的桥头堡。

中国同西方通过澳门的文化交流有多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及理学，并企图改变中国权贵及知识分子的高层次交流；以及华葡两族长期和睦共处中的民间交流。尤其是后者往往是自发的、无意识的，通过潜移默化形式进行的。虽然不被人们所重视，但久而久之，这种交流就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居澳土生族群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另一方的主体，因为该族群的出现与形成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在人类学上的具体表现。从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澳门土生葡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过程中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

澳门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唯一津梁的作用及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不仅西式高等教育、西医西药、西方音乐戏剧、西方体育运动项目、西式建筑等首先在澳门出现继而传入港沪及内地，西方的民主思想亦通过澳门而影响并孕育了清末几代实业家、思想家和改革先驱，甚至使澳门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及革命者的庇护地之一。19世纪中期以后，大批澳门土生葡人移居新开埠的香港、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是巨大的。近代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分布于澳、港、沪的澳门土生族群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该族群在长达400多年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澳门土生葡人是双栖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从而使他们成为两个迥然不同社会之间实质性的联系纽带。

近年来，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