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十分艰巨和复杂，那种单纯依靠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河口城市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必须是一种“参与式”的，整合包括政府、企业、市民、社会组织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在一套良好的框架和规则之下，精诚合作，共同应对各种生态环境挑战。

一 河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河口城市有着特殊的生态脆弱性，同时受到来自海洋的威胁、上游的干扰和自身经济发展的压力。因此，河口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当艰巨和复杂，单纯依靠政府的单方面努力，难以使这些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保障河口城市的生态环境安全，需要政府、企业、民众、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共同参与。

近年来，全球变暖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由此会使海洋环境发生显著的变化，导致河口城市面临的海洋灾害风险增加。1978～2007年，上海沿海海平面上升了115毫米，高于全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幅度90毫米。相对于2010年，2030年上海相对海平面将上升120毫米，到2050年将上升250毫米。除非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到2050年，上海很可能遭受海水入侵，未来若干年咸潮入侵频率将呈现明显增加趋势。^[1]由于气候带的北移，西北太平洋上台风的主导路径呈现较显著的向西、向北飘移趋势，将使登陆或影响上海的台风增多。而且，随着洋山深水港、东海大桥、临港新城等相继建成，上海的经济重心正逐渐从陆域向东南沿海转移，使上海的经济、社会、人口更易受到海洋灾害的冲击。^[2]

河口城市还容易受到上游水文变化和水体污染的干扰。就上海而言，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会使长江上游来水减少，海水会相应地上溯形成咸潮。2011年5月，由于湘鄂皖赣一带持续干旱，长江口水量减至正常年份的一半左右，导致海水倒灌入长江，形成罕见的夏季咸潮。^[3]此外，尽管上海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对控制太湖流域上游的来水污染却是无能为力。太湖流域上游的苏南和浙北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相应的，各种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较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太湖流域上游来水中氨氮、总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等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明显影响上海境内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水质。^[4]

而且，许多河口城市因为其优越的区位成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地，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在历史上，上海的苏州河就像伦敦的泰晤士河一样，由于不堪承受城区内的工业污染而变成一条臭河浜。虽然近年来上海采取了一系列环境治理措施，成效卓著；但是持续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给上海资源环境带来了相当重的负荷。到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很有可能达到3000万，由此产生的原水需求将达到2100万～2200万立方米/日。但是，“十二五”期间青草沙、东风西沙水库全部建成后，上海四大水源地的极限原水供应能力大约为2000万～2100万立方米/日，上海原水供应能力显得捉襟见肘。^[5]此外，2000～2010年间，上海能源消费增长1.04倍，年均增长7.37%，^[6]必然导致生态足迹大幅增长，给当地生态承载力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或者产生越来越大的生态赤字。

正因为河口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往那种单纯依赖政府一方努力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应当通过构建制度框架，引入企业、市民、社会组织等更多力量参与，形成一个更为强有力的参与式管理体系。

二 参与式生态环境管理体系中的各种角色

参与式生态环境管理体系中，最核心的角色自然是政府。它的首要职责是制定并执行各种规则。另一个重要角色——企业的责任在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普通民众除了要自觉遵守各种环保法规，还要通过建议、投诉等方式，在规则制定和执行等环节，向政府提供支持。而社会组织则是介于政府和企业、市民之间的中间层，大大降低了政府和其他主体间的协调成本。因此，它也能在很多方面充当政府的助手。

（一）政府：制定并执行规则

尽管参与式生态环境管理体系需要引入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力量，但政府的核心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其首要职能是制定并执行各种规则，这里的规则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规范企业和个人环境行为的规则，一种是确保参与式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内部顺利运转的规则，而前一种规则在制定和执行环节都需要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