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理论史^[1]上，清朝嘉庆壬戌年（1802）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份，这一年的文坛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也没有经典的文论著作问世（叶燮的《原诗》在一百多年前完成，距它最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也出版了十来年）。不过，对中国文论史来说，这一年确实值得一提：在这一年的科举会试的第三场“策问”中，时任主考官纪晓岚出了一道标准的文论试题，考试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应试的近四千个举人考得一塌糊涂，几乎全军覆没。关于这一事件，前人多注意到了纪氏把文论知识引入科举考试的创新，但在我看来，举人们的集体失语似乎更值得关注，这一事件所暴露出的权力和知识的复杂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值得深究。总结嘉庆壬戌年会试事件的文论史意义，进而考察中国传统知识制度的特点及其变迁，有利于整体把握中国文论，拓宽文论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推进当代文论建设。

一 一道试题难倒四千才俊

嘉庆壬戌年三月初六，三年一次的会试开始了，在第三场考试“策问”的试卷里，时任主考官的纪晓岚出了一道文学理论考题，一下子难倒了近四千名举人，也使得这次考试成为一次事件。具体考题如下：

问：屈宋以前，无以文章名世者，枚马以后，词赋始多；《典论》以后，论文始盛，至唐宋而门户分，异同竞矣。齐、梁、陈、隋，韩愈以为“众作等蝉噪”；杜甫则云：“颇学阴何苦用心。”李白触忤权幸，杜甫忧国忠君，而朱子谓“李杜只是酒人”。韩愈《平淮西碑》，李商隐推之甚力，而姚铉撰《唐文粹》，乃黜韩而仍录段文昌作。元稹多绮罗脂粉之词，固矣；白居易诗如十首秦吟，近正声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诋之。苏黄为宋代巨擘，而魏泰《东轩笔录》，诋黄为“当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元好问《论诗绝句》亦曰：“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凡此作者论者，皆非浅学，其抵牾必有故焉。多士潜心文艺久矣，其持平以对。^[3]

这道试题的“题干”部分，多出自纪氏所主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诗文评”。^[4]纪晓岚列举了古人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发生抵牾的例子，如韩愈与杜甫对齐、梁、陈、隋之诗；朱熹和一般学者对李杜；李商隐与姚铉对韩愈之文；杜牧和一般学者对元白之作；魏泰与元好问对苏黄；等等。它追问的核心问题是：面对相同的文学研究对象，同样都是杰出的学者，他们的审美判断为什么会如此矛盾？

现在看来，这道考题涉及文学风格、修辞、读者接受、文学流派、审美情趣、文学批评标准等重要问题，要答好确实不易，不过，也算不上太艰深。如果让当下中文专业的本科生来回答，可能回答得不一定深刻全面，但相信他们多少能根据“文学概论”课程学到的某些理论（如“知人论世说”“接受美学”“文学风格”“批评方法”等）说出一些门道来。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当时这道题的回答情况实在让人惨不忍睹：四千举人中，除了一位叫朱士彦的考生之外，大部分交的是白卷或文不对题（“四千人莫余答也”，“无以对答者甚多”）！朱士彦本来已经被判落第，却因为从文学流派的差异和门户之争（南方人/北方人、江湖派/江西派）的角度进行了自己的解释，纪晓岚认为他“词意晓然，未可执为定论也”，富有“洞见”，把他补录榜中，朱士彦奇迹般地改变了落第的命运，并一路杀入殿试，成了当年的探花！^[5]

以往，在评价这次事件时，人们多注意到了纪晓岚以文学批评入题的“别出心裁”：纪氏“以文学批评史策士，在当时自属创格”^[6]，“纪氏以此策士，在清代乃至历代科举考试中，自属开创之举”^[7]。但遗憾的是，有一个问题明显被忽略了：举人作为清朝知识阶层的最典型的代表，堪称是全国的学术精英，为什么四千才俊只有一人答出了此题？其中是否有一些必然因素呢？

此外，还有一个不应被忽略的情况是：文学批评试题进入会试，这在清朝并非“史无前例”，仅仅在六年前即嘉庆丙辰年（1796），当时的主考官同样是纪晓岚，他在“策问”考试中已考过文论方面的题目，甚至这两次的题目也颇为相似：

齐梁绮靡，去李杜远甚，而杜甫以阴铿比李白，又自称“颇学阴何”，其何故也？苏黄为元佑大宗，元好问论诗绝句，指为“沧海横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于美刺无关，而论者谓之上乘；元白讽谕，源出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