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应建设怎样的道德文明？该呈现何种道德风貌？文化传统是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湖北当前的道德状况当然受到了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但其自身的文化传统无疑是一个要素。文化传统既经长期历史发展积存而成，其影响亦持续。它积淀于生活中，透入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发挥形塑族群性格的作用。湖北历来被视为楚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有必要从梳理楚文化的特点出发，来思考湖北的道德文明建设问题。

一

楚文化的渊源极为悠久，可追溯到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以“今天的湖南、湖北为中心，兼及河南、安徽等省，其地区涵盖为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地区及其周延部分”^[1]，可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而与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相对。

先秦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明确的文化特点，也可说有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内容。据《史记》载，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蛮夷”是相对于当时的“中国”即中原的诸夏文化而言的，这里的“夷夏之辨”突出的也是文化方面的含义。“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由孟子的这段话看，在时人心目中，诸夏文化为正统。它以周王室推行的“礼制”为主要内容，其背后的“亲亲”“尊尊”“贵贵”等文化观念，在孔子那里拓展为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一套文化价值系统。蛮夷文化则被视为异端，楚文化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它处于文化的弱势地位，但显然发挥着较为独立而明确的文化影响。以下主要基于楚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来概括其伦理方面的特点。“特点”总是相对而言，需要一个参照物。这里的参照物是诸夏文化。

从世界观谈起。楚文化的主导世界观是，世界乃自然而然生成，其中“人”“物”从生命价值的方面说是平等的。这种观点在老庄哲学中得到了集中表达。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庄子也力主万物无别的“齐物论”。李泽厚曾将这种世界观概括为“无情天地观”，而与儒家的“有情天地观”相对，亦可说是相对于以“周公仲尼之道”为代表的诸夏之世界观。“无情”，则造物者无偏向，万物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杂多”，任何存在都没有特出的价值。故从本根上说，世界秩序是非道德的。道德是后起的，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其目的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为了满足各种社会欲望。“有情”，则有偏向，人最为天下贵，为价值特出者。故从本根上说，世界分层级而有序，道德体现的是属人的生活方式。理想的社会秩序也是道德的，人是能“赞天地之化育”的秩序营造者。要之，楚文化的这种世界观，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从本根上强调一种不加区分的价值平等，二是世界秩序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其中蕴含着生命意识。在此意义上，其世界图式是“有机”的。

主导楚文化的致思方式较为高深玄远，不似以儒墨为代表的诸夏文化那般稳健平实。故其世界观用于社会政治，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略其生命意识，单取其玄妙之思，则发而为帝王权谋。其中影响较著者，为韩非术势之论，以及汉初与阴阳家思想相结合而产生的黄老之学。二是取其平等精神，而将其生命意识做感性的理解，故否弃社会分工、泯除阶层之别。其著者则有许行一类要求君王与民同耕的农家思想。（参见《孟子·滕文公上》）前者由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立论，后者以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建言。两者均可视为楚文化的世界观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发挥。

就个体生活而言，楚文化的特点在于重精神自由，崇尚自然而富于浪漫色彩。“全性葆真”作为老子《道德经》的一个主题，其要义即是通过顺自然而得精神之超脱。庄周思想和屈原的诗歌，也表现出类似趣味，而浪漫色彩极浓。《论语》中记述的隐士，亦多生活在楚文化的范围内，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虞仲等。（参见《论语·微子》）可见楚地多产洒脱、达观之士，也可说楚文化即蕴含这样的因子。从价值角度说，这种个体人生观极富创造性和表现力，不拘礼法而任性情。它极具开放性格，但往往不求切乎实际。

如此蔚然可观的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