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家庭变迁及功能变化的趋势显然不是一个短期的波动，因此，在未来长期的变化中，家庭对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是强烈且持久的。政府必须在政策层面对家庭的变迁及其引致的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尤其在中国，当基础性的社会政策不能符合家庭的基本特质及需求时，或者无法促进家庭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发展时，家庭变迁的某些后果会使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显现出来。因此，对正处于社会和家庭变迁之中的中国而言，亟须重新审视家庭政策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内容，为重构家庭政策体系建立新的分析路径。

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不断发生着变迁。在诸多变化中，对于个人、家庭以及社会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变是家庭功能的变化。一方面，某些家庭功能在不断削弱，而某些家庭功能的实现机制发生了转变，转由社会承担或接续；另一方面，家庭资源结构发生了改变，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家庭的人力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变得更为稀缺。这些变化导致了家庭需求与功能对应结构的失衡和家庭功能供求自我均衡机制的失灵。这种失衡使得家庭需求的满足对外部的依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各国与地区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多项社会变化的挑战，家庭结构、规模、家庭角色以及与之相关的老龄化、低生育率、高离婚率使这些国家必须重新思考有关家庭的制度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对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反思的基础之上，提出“发展型社会政策”或称“积极福利”的新模式并进行改革，对“政府-家庭”责任重新界定，强化对家庭功能的支持。西方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不再强调对市场或者宏观社会制度的干预，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对家庭的支持，以使家庭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与政府要正视家庭变迁及其影响，不仅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地回应家庭的种种变迁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民生制度安排，家庭政策应该为家庭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保障网，通过构建和加强家庭的发展能力，支持家庭发挥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基本功能。实际上，所有的社会政策都与家庭直接或间接相关，都会惠及家庭或家庭的某个或某些成员。但在新的人口和社会发展形势下，家庭政策体系应该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在一些国家，它已经构成了社会政策的主体。

因此，重塑家庭价值，充分发挥家庭的社会功能，将家庭视为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单元，构建以家庭为重点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家庭的变迁，各国政府都在从政策层面进行反思，重新界定家庭和政策之间的边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希望通过高福利的制度安排解决民生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仅政府不堪重负，而且失业、养老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许多西方开始重新考虑家庭对于社会政策的意义：家庭并不是被动、消极地负担，而是具有积极主动的社会功能。研究证明，家庭是满足儿童成长需要以及预防社会问题最有效的切入点。但是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支持，尤其是在家庭变迁和老龄化背景下，通过政策支持强化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从社会政策的角度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这是家庭政策得以构建与发展的价值基础，也是社会政策的应有之义。虽然不同国家在历史、文化和传统方面的传承有所不同，国家对家庭责任的界定也有所差别，但在全球范畴内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对于家庭责任的承担和义务逐渐加强，家庭的自我保障开始转向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支持。

总之，确立社会政策的家庭取向，是把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单位，不仅对家庭形成支持，也要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分担。在社会政策中明确家庭的定位，从支持“个人”转向支持“家庭中的个人”，即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转向以家庭整体为基本单位，工资制度、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应该纳入对家庭整体状况的考虑，以家庭为政策实施的依据和对象。在我国，亟须构建秉承“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家庭政策体系。家庭政策不是简单地对家庭的介入，或者只面向家庭的某个或某些成员，而是要以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