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Chan and Zhang，1999；Lin，2009）。由于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的人口大幅增加，这一流动导致了新流动务工人员阶层涌现的同时，流动人口数量持续上升。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大约有2亿6千万人在他们家乡之外的地方居住并工作，这一人群占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数量的19.4%（Chen and Feng，2012），中国这一劳动力迁移代表了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UNICEF，2010）。

从1950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户籍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实现对人口流动和资源再分配的政治控制、控制城市失业率、保护城市居民利益以及发展资本集中型重工业和城镇经济（Chan and Zhang，1999；Wu and Yao，2003；Xu，Guan，and Yao，2011）。此后，所有居民都要通过户口簿识别其户籍所在地，户主的身份状态被分为“农业人口”（主要为农村居民）或“非农业人口”（主要为城镇居民）。随后，社会福利政策大多偏向城镇居民利益，在政府注册的户籍状态成为决定个人机遇的关键因素（Chan and Zhang，1999）。结果，相比农村居民，大多数城镇居民有更多机会获得较高收入，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良好教育。而各居住地之间的人口流动需要通过复杂的申请手续以得到政府许可（Chan and Zhang，1999）。

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非国有部门就业的发展和政府对户籍要求的放宽等改革促进了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Seeborg，Jin，and Zhu，2000；Wu and Yao，2003；Chang，Dong，and MacPhail，2011）。很大一部分农业人口迁往城市地区，他们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作，以求改善其自身和家庭的经济状况（Li and Li，2007）。这些流动务工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Li and Li，2007；Cai and Wang，2010）。然而，尽管极大地参与了城市的劳动市场，当前法律却阻碍这些流动人员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福利。这些务工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仅获得非常有限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并承受着歧视和被社会边缘化的痛苦；同时，他们还面临着是否让其子女一起迁入城市，或将子女托付给亲属或邻居帮忙照料的艰难抉择。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持有农村户籍、随父母迁至另一县域或省份的儿童被称作“流动儿童”；父母离家去外地工作一次性超过三个月并被交予他人（一般为祖父母或其他亲属）代为抚养的儿童被称为“留守儿童”。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将检视户籍状态和父母流动对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幸福的影响。很显然，这两类儿童群体需要被更多的研究关注。2008年，中国受父母流动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了8240万，超过全国儿童总人数的1/4（UNICEF，2010）。随着中国流动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将持续上升。实际上，流动儿童的数量已从2000年的2360万增至2008年的2730万，达到全国儿童总人口的9.8%；留守儿童从2000年的2200万增长到2008年的5510万，达到儿童总人口的19.8%（UNICEF，2010）。

二 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四川、广东、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和海南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UNICEF，2010）。尽管父母期望通过迁移到城市给家庭带来更好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环境，留守儿童却并未获得父母预想中的利益。研究发现，迁移对儿童教育有严重影响。尤其容易造成低龄儿童的教育中断（Lu，2012）。一项研究指出，留守儿童（在此指父母单方或双方已迁往城市的农村地区儿童）在校就学的比率低于与其同龄且父母没有迁移的农村儿童37个百分点（Lee，2011）。在15～18岁的儿童中（通常为高中生的年龄范围），父母在外务工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比其同龄儿童少0.9年。这一结论说明，父母在外务工，儿童更有可能在中学毕业后中断学业（Lee，2011）。

由于流动儿童与其家庭的频繁流动、流动家庭的低收入和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支持的不足，流动儿童的教育滞后问题也非常严重（Lu and Zhang，2004；Wei and Hou，2010）。例如，一项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发现，尽管一般三年级学生的年龄是10岁，瓦边第四小学的53名三年级学生中，有15人年龄大于14岁；在张北小学，有一些二年级学生的年龄达到了18岁；在太阳宫打工子弟学校，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