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和平外交政策构成德国传统外交三大主导思想和核心原则，并通过多边形式来建构安全政策。如同德国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确定的那样，在延续这三个外交原则的基础上，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安全问题、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关系成为德国新政府三大外交政策重点。

就外交地域分布而言，德国外交涉及：地区性层面——德国对欧洲政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层面——德国对美国外交，全球性层面——德国对欧美以外国家外交。这三大区位定位确定了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走向。

一 德国新政府“积极外交政策”：由谨慎消极转向积极主动

综观2013年12月德国新政府成立以来德国外交新举措和外交行动反应方式，同此前相比，德国外交政策出现了新变化：由谨慎消极转向积极主动，由欧盟内部转向欧盟和欧洲以外地区，外交空间有了新的拓展。新兴经济体国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面对国际责任，德国新政府要求基于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谋求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共同建构全球秩序。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和平、自由和安全，参与建构合理的世界秩序，实现人权、国际法以及可持续发展和消灭贫困，使德国“成为建构合理世界秩序国家的伙伴国家”。^[1]

在德国新政府组阁不久，德国新外长、联邦德国总统等几位德国政要先后在不同外交场合要求德国外交由以往谨慎消极转向积极主动，在外交方面要有所作为，更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

首先，德国新任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德国外交政策的既有方针只有在政治上重新定义并适时调整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发挥其作用。”鉴于国内外对于德国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在增加，施泰因迈尔提出：“要对德国未来应承担的责任和能力进行广泛讨论和全面审视。”^[2]在2014年1月30日接受《南德意志报》记者访谈时，施泰因迈尔要求德国实施“积极外交政策”（aktive Auβenpolitik），^[3]“德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能再停留于之前谨慎克制态度和‘局外人、局外国家’的哲学”，而是由谨慎消极转向积极主动，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这是基于以下四大缘由：一是世界范围内大的冲突越来越接近欧洲，如发生在叙利亚、近东、中东以及非洲和东欧国家的危机越来越接近欧洲边界，德国比以往更直接感觉到这些地区危机和冲突给欧洲地区带来的后果。为此，德国需更多地承担责任。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积极发挥中介人角色。二是国际形势变化要求德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由于外交收缩，美国无力帮助欧洲解决所有问题，不再像以往那样为盟国解决危机和冲突。另外，美国虽对欧洲和世界未失去兴趣，但已不再想也没有能力应对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危机。美国希望将对欧洲的安全责任更多转向欧洲自身，这是欧洲人必须面对的新变化。三是美国在单极世界中感到劳累，在政治、经济、财政、心理方面都感到负担沉重。四是新媒体和多媒体等新技术也给主权国家外交带来现代化困境和全新的挑战，传统外交已经跟不上媒体主导的外交节奏。

其次，在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联邦总统高克要求德国实施“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政策”（eine engagiertere Auβenpolitik ）^[4]，在未来，德国要“更及时、更果断、更实际”（früher，entscheidender，substantieller）地介入国际事务之中。^[5]这是基于以下两大理由：第一，迄今为止，德国过多背上历史包袱，缘于历史意识而逃避对欧洲和国际的责任，或通过“付钱”等经济支付手段间接被动承担国际责任。为此，德国要改变以往历史包袱所致的外交审慎克制态度，从单一非军事（民事）行动参与方式转向民事和军事手段并行的冲突管理方式。第二，德国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建构世界秩序。

联邦总统高克和外长施泰因迈尔关于德国外交转向的讲话在德国国内和在欧洲邻国及国际层面受到很大的关注。由于德国就“有所为外交”和德国外交政策调整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德国国内围绕德国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正展开一场公众参与的大讨论和大辩论。

基于德国这一外交政策新变化和转型趋势，界定德国传统外交和外交政策新变化及优先领域，有助于理解德国外交政策理念的转变及其动因。如同德国外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