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后，历届政府几次调整亚洲政策，从中可看出德国对亚洲地区形势的判断、德国在亚洲利益的界定以及政策布局等考虑。德国是欧盟主要大国，其亚洲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对塑造德亚关系具有指导意义，对发展欧亚关系亦产生重大影响。

一 科尔和施罗德政府对亚洲政策的两次调整

德国统一极大改变了二战后国际秩序和格局，也使德国面临一个全新的内外环境。统一后初期，德国忙于梳理各种重大的内外事务，外交上主要精力用于欧洲一体化、调整欧美关系以及促进原苏东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等事务上，无暇制定系统的亚洲政策。然而，20世纪90年代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西欧、北美和东亚三足鼎立局面。这一变化引起从1992年开始陷于严重经济困难的德国的高度关注，各政党和企业界纷纷要求政府调整政策，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亚洲经济发展进程，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

1993年2月，德国总理科尔率团访问印度、新加坡、印尼、日本和韩国，加深了对亚洲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指示外交部等部门制定亚洲政策。5月，由德国外交部、经济部、经济合作部、科研与技术部、环保部、国防部及总理办公厅共同制定的《德国亚洲政策纲要》出台，后经联邦政府和议会通过，成为德国统一后第一份系统的亚洲政策文件。

文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高度重视亚洲经济发展给德国带来的机遇。“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亚洲。展望未来，亚太地区将以年均7%至8%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这种状况在下个世纪将会更加明显。”“亚洲的发展为我们今天的经济、也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然而迄今尚未充分利用的许多机会。一项积极的亚洲政策要为我们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它是德国未来的保障。”二是政策重点。亚洲政策内容涉及诸多领域，但重点是经济合作。“德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同亚太地区进行交易。”“通过继续为企业创造活动环境来扩大我们同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首先是进行更多的直接投资。扩大驻外商会网，进一步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并加强这个地区的驻外商会和代表机构的跨地区合作。”三是具体手段。“必须实施‘看得到、听得见’的亚洲政策。对此，最重要的办法是奉行经常性、高级别的访问外交。”“德国的驻外代表机构在亚洲寻求德国的经济利益方面肩负着特别重要的使命。”^[1]

为推行亚洲政策，德国出台一系列措施，如成立“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在亚洲国家建立“德国商会”“德国经济之家”等机构。1994年1月24～26日，德国外交部为落实《德国亚洲政策纲要》精神，在波恩专门召开“亚太区域驻外使节会议”，通过了《德国亚洲政策10条纲领》，要求各外交使团“奉行积极的亚太政策”，加强与亚太国家在各方面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新亚洲政策的重点国家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特别是中国。“我们不仅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还要加强包括法治对话、安全合作和环境保护在内的政治对话。”^[2]

在科尔政府亚洲政策推动下，德国与亚洲各国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得到快速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利益捆绑也日趋密切。

施罗德政府上台后，开始对德国外交政策进行新的规划，推动“正常国家外交”，向“政治大国”方向迈进，指示德国外交部依据21世纪初国内外形势变化，着手制定新的亚洲政策。然而正当新政策即将公布之时，“9·11”事件爆发，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2002年6月，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福尔默在亚欧外长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现在面临选择，是向多边合作的安全秩序方向发展，还是滑向资源、权力和意识形态竞争的敌对状况。”^[3]这种安全担忧意识对德国政府制定新的亚洲政策无疑产生一定影响。2002年6月25日，德国外交部推出统一后第二份亚洲政策，包括《东亚政策》《南亚政策》《东南亚政策》三份次区域政策文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亚洲人口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却包括了多种迥然不同的国家、民族、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文化形态以及社会诸方面的特点……确定德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制定针对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政策”。^[4]

2002年，德国亚洲政策文件有几个特点：第一，文件在论及亚洲政策调整的背景时，特别强调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