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德国议会两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上台执政。新政府一改以往谨慎克制的姿态，频频释放调整外交政策的信号，宣示“大国雄心”，欲实施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更多参与国际事务。在随后处理乌克兰危机、“美国监听门”事件等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德国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其积极姿态引发广泛关注。

一 积极外交政策的内容

受制于历史因素，德国长期专注经济发展，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刻意保持低调姿态，避免引起他国疑虑。但随着实力上升，德国这种“不作为”的姿态也受到一定质疑，被认为是在逃避责任。2013年底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开始调整，宣布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2014年1月29日，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德国政府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承担欧洲和世界的责任。德国长期在国际事务中‘缺位’，不仅损害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也不利于伙伴国政治、经济发展。”^[1]这意味着，未来德国将积极承担与国力相当的国际责任，力图从全球安全的“消费者”转变为“提供者”。综合而言，德国所谓的“积极外交”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充当积极的危机协调人和冲突斡旋者。过去四年，在自民党人韦斯特维勒（Guido Westerwelle）执掌下，德国外交政策较为僵化保守，面对中东、伊朗、叙利亚等重大危机，没有调动德国的行动能力、发挥应有的影响力，^[2]不仅在国内民意支持率低下，也引发欧美盟国不满。默克尔再次连任后，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不断涌现的地区冲突，有意改变德国在外交事务上“无所作为”的形象。2014年1月，她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直言：“面对国际危机，德国必须主动介入并促进危机的最终解决。”^[3]外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也称：“德国太大了，不能仅满足于对国际事务‘评头品足’，而要更及时、更坚决、采取更为实质性措施参与其中。”^[4]然而在介入方式上，德国则不赞同美国式的“单边主义”和“强势介入”。德国继续坚持其“和平理念”，重视民事和外交力量，面对危机将重点发挥平衡作用，提出妥协方案，积极推动各方合作，为已爆发的冲突斡旋。德国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称：“德国无意向外界展示‘肌肉’，而是要更积极地推动国际合作。”^[5]由德国外交部主持、著名智库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和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承担责任”要求德国善于“向维护长期关系投资”并“尝试理解多元化的利益诉求”。^[6]因此，“德国式介入”将最大限度突出德国的调解作用，德国将在不同价值观国家之间起到“润滑剂”和“纽带”的作用。在持续至今的乌克兰危机中，德国较好实践了其“斡旋者”的外交定位，作为欧、美、俄三方的协调者，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左右局势进展的关键作用。其一，默克尔与俄、美领导人保持最密切沟通，并力求对话渠道畅通。危机爆发至今，默克尔与普京通过电话或会面直接沟通30余次，局势紧张升级时，甚至每两天就打一次电话，频率远超其他国家。默克尔与奥巴马也借双边或国际场合多次交流看法。其二，外长施泰因迈尔领衔开展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外交行动。2014年2月20日，施泰因迈尔联合法国、波兰两国外长一道赶赴基辅斡旋，促成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签署协议，以避免乌陷入内战；5月13日，施泰因迈尔再赴乌克兰并访问顿涅茨克，调停政府军与民间武装的冲突。3月17日，施泰因迈尔邀请美、法、俄、乌四国外长赴柏林会晤，这是乌克兰危机后各方的首次会面；7月2日，德、法、俄、乌四国外长再次在柏林会晤，促成包括俄政府、乌政府、乌民兵组织以及欧安组织代表参与的停火谈判。此外，德国在西方各国中最早提出在欧安组织（OSCE）领导下设立国际联络小组。该建议得到美、英、法的支持；在默克尔劝说下，普京也表示同意。可以说，德国在处理乌克兰危机的行动中，最大限度发挥调解功能，力争以对话和政治手段解决冲突。

第二，适度强硬，不再避讳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激烈的地区冲突，外交斡旋有时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对外施加影响往往还需多种手段配合，以形成有效威慑。对此，施泰因迈尔称：“外交手段仍是解决冲突的最主要手段，但克制并不等于置身事外，在政治手段失效时，经济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