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成为美苏两大阵营争夺的焦点。联邦德国在美国扶持与自身意愿下融入西方阵营，加入北约，与法国达成和解，为战后实现经济奇迹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为对抗苏联威胁和确保本国安全，联邦德国冷战时期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证，同时奉行以美国为先的外交道路，形成紧密的盟友关系。虽在20世纪60～80年代德国一些政党和民众对美国发动越战和在欧洲导弹危机中与美国龃龉不断，但德美盟友关系根基依然稳固。

冷战结束后，伴着国际格局的改变，在美国支持下德国实现重新统一，德国所面临的直接军事威胁消失。与此同时，德国也期待执行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使其外交政策“正常化”。德国对美国不再言听计从，希望与美国由原来的主从关系升级为平等的伙伴关系。^[1]在外交安全政策上联邦政府更加突出自己的原则，开始摆脱曾经被动的外交局面。从90年代开始，德国国内对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合法化以及美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产生很大争论，德国社民党左派与绿党和左翼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质疑与批评日渐凸显。虽然“9·11”事件让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巨大同情，施罗德政府也立即宣布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并参与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但此决定在执政联盟内部和议会中引起很大分歧。伊拉克战争中，施罗德政府公开反对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德美关系随之陷入僵局，德国80%的民众也对红绿政府拒绝参战的决定表示支持。德国民众和精英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信任加深，并倾向于将德国外交重心由跨大西洋关系转移至欧洲关系，构建一个更加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强化欧洲认同意识。这也让德美关系在伊战前后渐行渐远。^[2]直至2005年具有亲美传统的联盟党默克尔政府上台，美国总统小布什改变其第二任期外交战略，同时新保守主义政治家逐渐退出美国外交决策团队，德美关系才得以修复。但此时德美关系已由冷战时期的亲密盟友过渡到介于伙伴与特别联盟之间的一种选择性同盟关系。^[3]2009年奥巴马上台之初，强调国际协调与多边合作，表示愿意聆听欧洲伙伴的声音，在德国民众中享有很高声望，德国国内各主流政党也致力于构建新型跨大西洋关系，认为维护和加强欧美伙伴关系，特别是德美关系不可或缺。但鉴于奥巴马政府在其任期内不断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并在利比亚问题、气候、金融和经济领域与德国分歧犹存，当奥巴马在2013年6月访德时，媒体和民众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失望情绪，认为德美不再是最亲近的伙伴，同时对奥巴马忽视大西洋伙伴关系颇有抱怨。^[4]

一 德国各政党如何看美国外交

（一）基民盟/基社盟

作为具有亲美传统的基民盟和基社盟一直坚持与美国保持亲密的伙伴关系，认为跨大西洋关系是德国外交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5]2002年德国大部分民众和政党支持红绿政府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决议，人心所向，联盟党几经犹豫也没明确表示给予美国支持；但联盟党主席默克尔主张应与美国保持合作态度而不是形成与之对抗的欧洲力量，也应避免由此造成的欧洲分裂。^[6]默克尔2005年11月上台后立即访问美国，修复德美双边关系，在中东问题、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问题上保持与美国同步，并在2007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提议建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

作为执政党，联盟党一方面要通过协调与合作尽力缩小与美国的分歧，寻找共同点；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支持美国外交政策而以牺牲选民支持为代价。联盟党在2009年立场文件（Positionspapier）中表示除了要维护跨大西洋关系、共同承担全球责任外，还就跨大西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党内意见和建议，包括：制定评级机构行为规范，加强金融市场的稳定与透明性；支持欧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促进商品与劳务的自由流动；与美国共同行动克服气候变化，期待美国承担更多气候保护责任，签订《京都议定书》；希望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建议美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提高美国反恐战争的可信性；支持北约改革，除发挥传统集体防务功能以及在战乱地区人道主义干预的军事功能外，扩展北约在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职能；支持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裁军、控制军备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提议；希望北约保持与俄罗斯对话，在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