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回顾已经过去的80年代的民主德国外交政策时，一定会将其看成是一段成功的历史。民主德国早就回答了这个疑问，那就是它不仅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国家，而且还能设法去实现这种利益。”^[1]以上这段话出自西方研究民主德国问题的著名专家普拉特，时间是1989年。与普拉特一样，在当时大多数学者和外界的眼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不仅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于1973年同时加入联合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十的国家，它还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和橱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称赞。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1989年5月），尽管民主德国政府再三劝阻，匈牙利还是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大批民主德国公民随即经此逃往西方。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们，则进行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示威游行。10月18日，执政长达18年的民主德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昂纳克被统一社会党中央免去了职务。11月9日，柏林墙正式开放，在之后几天之内，申请出境许可的民主德国公民高达数百万人次。12月1日，民主德国修改宪法，删除了“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等内容。1990年2月4日，统一社会党（简称“统社党”）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参加议会选举，并在选举中惨败。存在40年的民主德国一党执政模式崩溃。10月联邦德国以西统东、完成统一，民主德国不复存在。

对于民主德国突如其来的崩溃，正如普拉特的分析一样，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对其进行过准确预测。^[2]由于只能使用民主德国政府出版的官方或半官方出版物以及报刊等进行研究，西方学者对民主德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及当时状况普遍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次年发生的两德统一后民主德国档案材料的开放，再加上相关当事人仍然在世，从而使得进行口述史研究和出版回忆录成为可能。这一切因素都给民主德国及其外交史的研究者提供了重写历史的机会。正如负责整理民主德国统社党历史的联邦基金会主席赖纳·埃佩尔曼指出的：90年代，德国历史中没有哪个阶段像民主德国史那样迎来了如此多的关注目光。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有上千个有关民主德国史的研究项目在全世界各地启动。这些项目的统一特点是：利用新解密的大量民主德国档案，去消除民主德国史中的盲点，并重新评估前人研究的结论和相关理论问题。^[3]

那么应怎样理解1989年民主德国的突然崩溃呢？很多德国学者将民主德国的突然崩溃视作几大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所导致。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统治权威及合法性的快速消融，民主德国党政部门根本无法动用武力手段。德国著名社会史学者韦勒指出：“如果马列主义教条仍然能够作为指导历史进步的创新精神的话，统社党也许就不会成为愤怒的民众的牺牲品了。”^[4]令学术界尤其感兴趣的是，在新东方政策进程中，民主德国以及东欧国家在外部获得的外交承认和合法性认同提升与其内部日益不稳定局势的关系。按照洪堡大学民主德国史研究专家马丁·萨布罗教授的话来说，“民主德国政权自我崩溃的决定性因素也许在于以下这个矛盾体中，那就是长期以来表面上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统治与令人惊讶的对权力的侵蚀并存。（民主德国政权）那依靠强力维持的内部秩序的不稳定，同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融入国际体系中一并发生”^[5]。

一 新东方政策与民主德国的崩溃

东方政策（Ostpolitik）传统上是指联邦德国（西德）对东欧国家的政策。战后，在两个德国和东方阵营出现的背景下，为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联邦德国政府不承认民主德国存在的合法性，同时以哈尔斯坦主义来围困民主德国。这随即导致了联邦德国和苏联东欧阵营关系的恶化与停滞不前，以及该阵营国家和联邦德国之间长期互不承认（1955年建交的苏联除外）。因此，联邦德国东方政策的症结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否承认民主德国，德国重新统一和联邦德国的单独代表权要求（Alleinvertretungsanspruch）问题。第二，奥德—尼斯和边界问题。第三，东、西柏林问题。第四，如何对待1938年慕尼黑协定问题。这四个问题直接影响到联邦德国和苏东关系。

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正是由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为了消除战后联邦德国这一外交症结的政策。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