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福利国家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是因为德国福利国家过去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将长期存在，甚至更为尖锐，而此前的改革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同时，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改革思路和方案。德国之所以能够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表现突出，就是因为较早进行了未雨绸缪的改革。要使德国福利国家在未来更具有生命力就必须继续进行改革。

一 未来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经过21世纪初以来十几年的改革，德国的国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以往的改革历程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德国社会各界都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

第一，除左翼党外，改革的必要性在德国其他主要党派取得了共识，分歧集中在改革的具体方式上。由于德国政党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大联合政府的概率大大增加。作为有“人民党”之称的社民党和联盟党如果不能在改革上取得妥协并达成一致，就会极大损害两党在选民心中的形象。因此，两党会比过去更具有合作性。^[1]而且在大联合政府中共同作为执政党，这种合作性要比两党分在朝野的合作性大很多。“2010议程”对于社民党来说也是一次自我革新，虽然社民党的一些传统选民转而支持左翼党或其他党派，但社民党也进一步转向中间阶层，其民意和社会基础得到了扩展。^[2]可以说，改革派占据了德国政坛的大多数。

第二，“2010议程”啃下来不少改革中的“硬骨头”，开启并部分实现了福利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转型。例如，劳动力市场变得灵活起来，最艰难的“哈茨改革”得以实施，家庭政策发生“范式转变”，公共幼儿看护机构逐步增加，家庭和就业的矛盾有所缓和。一些带有方向性的转变一旦完成，接下来只要沿着这一方向，改革所显现出的效果就会逐渐从量变到质变。当公共幼儿看护机构提供的幼儿看护服务可以覆盖绝大多数孩子时，再提供看护补贴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看护问题与女性就业之间的矛盾也就会迎刃而解。

第三，世界上许多福利国家都在进行着改革，改革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潮流。德国与其他福利国家的改革可以进行对照，相互吸取经验和教训。欧洲福利国家大都面临经济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通过借鉴其他国家一些有益的做法并观察其改革的效果，从而为本国制定改革的措施提供思路。如果有国家先期或同时在进行与德国类似的改革，那么就可能会对德国国内产生“信号”的作用，以此来舒缓德国国内来自反对者的压力。例如，当丹麦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模式取得成功后，德国社民党提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原则“促进与要求”时就有意识地与丹麦的改革相提并论。^[3]1999年发表的《施罗德-布莱尔宣言》也是共同向德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传递改革的信号，显示出改革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政府或是某个领导人的政策偏好，而是欧洲众多福利国家都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当希腊等国为了应对债务危机不得不痛苦地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时候，德国或许可以庆幸自己已经未雨绸缪，不用等到危机时才被迫进行改革。德国前任驻华大使施明贤曾说过，相比很多欧洲国家，德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危机，并不是因为德国人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德国比别国较早完成了自己的“家庭作业”^[4]。通过对比德国与其他欧洲福利国家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的表现，也能够坚定德国国内的改革决心和信心。也就是说，当改革在欧洲各国同时或先后展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学习效应”，有利于促进未来的改革进程。

当然，改革在今后依然会面临不少困难，改革的难度仍不容小觑。

第一，民众对改革仍然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一方面，改革过于频繁，每年都会有改革措施出台。由于改革几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改革的措施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长此以往，民众必然对改革产生厌恶和疲惫感。另一方面，德国民众对一些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有强烈的偏好，这些领域的改革就尤为困难。一项调查显示，德国民众对再分配的目标特别关注，当被问及是否应当致力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时，有约67%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这一比例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列于瑞士之后，排在芬兰、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