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市场”，人们想当然地会认为，这是经济学的自留地，其他学科不能也无法“越俎代庖”，去研究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经济学专利的核心领地。但是，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更多的是一个充满理想国色彩的“纯粹市场”（the market）。这个“市场”是一个超有机体，按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准则，用类似于上帝般的“无形之手”，神秘地调节稀缺资源，只要不加以人为干涉，就会自动达致帕累托最优均衡。几百年来，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和揭示的，就是这个乌托邦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

不难发现，经济学家的工作普遍带有这样一个潜在预设，即首先有一个先验的理想市场模型，以此为标准，来寻找经验世界中是否有与之匹配的样本；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是因为“市场”模型本身有缺陷，而是那些前提约束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噪声和干扰太多，以至于偏离了最优均衡。换句话说，经济学的大多数研究工作，背后都带有上述鲜明的价值判断和前提假设。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几乎从来没有向我们展示，他们眼中这个带有强烈理想类型色彩的“市场”究竟是什么样子^[1]，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开始怀疑，这个“市场”究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entity），还是可能仅仅是一个概念构造（conceptual configuration）？^[2]

面对这个问题，社会学家的思路和出发点有很大的不同。

同样是研究市场，社会学家看到的，是一个个实际存在、看得见摸得着，且有具体时空边界的“有形市场”（marketplaces），更接近我们有直接生活经验的“市集”。此外，与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社会学家抛开理想状态的前提预设，转而去关注这些“有形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并致力于发现一些不怎么符合经济学理想“市场”模型的标准和效率机制，却实际左右甚至主导市场交易活动的社会（学）机制，例如合法性机制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逻辑。

在这个思路和视角下，市场社会学的研究，就像它的研究对象市集一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3]在这种意义上，王水雄的《有效的信誉机制为何建立不起来？》（以下简称《信誉》）一文研究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属于典型的“有形市场”，可被归入市场社会学的研究脉络。

具体而言，《信誉》研究的是“有形市场”的交易秩序及其生成机制。在文中，这一交易秩序具体是指一种明显带有欺诈性质但却持续存在了十几年的“转型交易”。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信誉》的研究问题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什么是骗子一条街”？并且具体聚焦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什么会出现转型交易”这个事实形成机制的问题。它背后的理论问题是：有效的信誉机制为何建立不起来？

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隐藏着复杂且深刻的逻辑和机制。

一 《信誉》的贡献和启发

按照典型的经济学思路，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交易双方地位失衡的困境，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提供了各自的解决方案。经济学从规避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角度出发，把注意力放在有效激励机制的合理设计上。社会学家则“较多地倾向于从关系的角度加以解决，或者强调这一过程中关系的重要性”。我想，这应该就是《信誉》从结构博弈（或曰镶嵌式博弈）角度切入的原因所在，《信誉》的价值和贡献，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理论模型的建构和应用上。

众所周知，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并被用来解释和分析各种人际互动场景，尤其是社会合作的生成机制。但是，在应用和扩展这个分析框架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自觉地）忽略了经典博弈论的若干前提假设，对这一概念工具的解释边界认识不清，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误用或者滥用，令人甚为遗憾。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看不到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即在经典博弈论里，博弈的双方是地位和权力相对平等的行为主体。在最典型的囚徒困境里，博弈的双方是囚徒对囚徒，而不是囚徒对警察，或者囚徒对狱卒。后者的地位和权力是不对等的。国内的许多经验场景，如拆迁、上访、维权等，更多的属于非对称博弈，或者不均衡博弈。在这种意义上，用博弈论来分析和解释任何地位和权力不对等的人际互动场景，就需要针对其前提假设，结合具体的情境变量，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

至此，《信誉》的理论抱负始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