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另一份报告，题为《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更是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它们是欧洲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东的以色列，美洲的波多黎各，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其余的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按照这个比例，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50年的时间跨度里，都无法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如此之多，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其“陷阱”的警示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要在50年之内从低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需要保持在5%以上。今天的这些高收入国家，只有极少数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历史上实现了50年之内保持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像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即使在其高速发展时期，也没有哪个在一个50年的时段内保持了5%以上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在50年之内不能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似乎极为正常。此外，确实存在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停滞甚至人均国民收入倒退的现象。那么，到底是不是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什么现象才叫作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陷阱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如何避免这些陷阱？这些问题，对于正处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中国来说^[1]，极为重要。对这些问题当前已经有不少讨论，但是从概念、到形成机制到政策建议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本文从“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一问题出发，试图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明确界定，并考察历史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掉入了陷阱，其掉入陷阱的概率与低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相比有何异同，从而为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和政策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经验基础。

不可避免的增速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他的合作者在2011年3月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题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什么时候增速放缓：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含义》。从这篇论文的标题可以看出，艾肯格林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一定会出现增速下滑的。他们用加拿大女歌星妮莉·费塔朵的一首歌名来描述快速增长不能永远持续的原因，即《所有的好事情都已结束》（All Good Thing Come to End）。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达到顶峰，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服务业的增长，而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更加困难；更大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去弥补这部分折旧；经济接近技术前沿，必须从技术引进转向本土技术创新。从增长理论上讲，上述四个现象，无论哪一个出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都将引起增长率下滑。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上述四个现象是一定会出现的。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一定会出现增速放缓，是常识，是前提条件。他们的经验研究也确认了这一事实。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放缓，似乎也有高度共识。上述四个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在中国已经全部出现。如果没有提高增速的新因素出现，那么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也应该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GDP保持了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保持如此之高的增长速度，当然也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中会完全停滞。绝大多数预测认为，中国在未来10～2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只是对下滑程度的预测莫衷一是。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在《中国2030》中预测：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在2011～2015年将为8.6%，2016～2020年为7.0%，2021～2025年将为5.9%，2026～2030年将为5.0%。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30年全球趋势》一书中预测，中国2010～2030年的